奉系最近军事计划|李大钊

奉系最近军事计划

　　——白和报告（一九二七年一月）

　　近自张作霖就安国军之职后，其讨赤之声似稍低降，而其和之望念，屡屡露之于外。然迄最近，证诸奉方对西北、对河南之用兵，更证诸奉方其他一切之言动，则又窥见其倾重于战之一途。

　　奉方内部于最近旬日间，确定其方针，内容如次：

　　奉方对南之真意，可概括言之如左：姑以他人之兵力抵御党军、国民军，他们能抵御得住，固佳，如不能，则奉方出其生力军以与转战数省疲敝无力之党军、国民军战，如此，确信可取事半功倍之效。

　　兹更详细说明其策略步骤如次：（1）在今日，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与浙、皖党军交战，更使吴佩孚之直系军与豫西国军交战，倘能抵御得住，奉方不废［费］一兵一弹而可高枕无忧，自亦为奉方之所愿。（2）倘孙、张、吴三军能击败党军与国军，甚或克复浙、闽、赣、鄂、陕、甘诸省，则亦为奉方之所愿。奉方正可依据预约或依据事势之可能，而得直、鲁、豫三省之地盘。（3）倘孙、张、吴三军为党军和国军所击败，则东南方面，第一牺牲者，自为先锋之孙传芳。孙灭，自然由宗昌继之。在河南方面，第一牺牲者，自为忠于吴佩孚之直系军。吴之灭亡，不过时间问题，倘能就豫省军内觅得一适当之人，以为吴之代替者，驱之以抵御国军，此则计之上者。如果此项适当之代替者觅不出，则惟有调奉军实行入豫，进而与党军直接交战，此则计之下者。其所认为适当之代替人乃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齐燮元等五人，最近设尽方法极力拉拢此五人，依然只田、齐二人可就其范，此张作霖对于河南所以十分愁虑，无时或释者也。（4）倘长江方面张宗昌复继而为党军所击败，河南方面吴佩孚覆灭，或代替人根本觅求不得，或代替者亦继吴而灭，此则张作霖之所更愿。

　　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倘能战胜党军，则彼等在北方政治上之势力与地（位）自必骤然增高，同时奉方之地位与势力亦必骤然低减，此自为张作霖所不愿者。

　　反之，张、孙、吴皆为党军所击败覆灭，北方统成奉系之天下，纯成张氏父子之天下，张氏父子而欲圆其总统、皇帝之梦，谁敢反对之者，此其一。张、孙、吴覆灭而后，奉军立倾其早已备妥之全部东北军起而与党军、国军直接交战。党军已转战湘、闽、赣、浙、皖诸省，先后战胜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诸大实力者，则其元气必已大伤特伤，凋敝疲懈，甚至不堪再战；至于国军方面，自败退西北，元气今犹未复，历经陕中崎岖之道，复作战如许之久，迨其败退吴佩孚之后，其战斗力亦必大减，或并党军而更不若。若论我东北之军，补充修［休］养至如是之久，实一充实、坚强之实［生］力军，以之击破疲败［敝］之党军与国军，直如摧枯拉朽耳！决战之期，最多为一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占取豫、陕、鄂、赣、苏、皖、浙、闽，易如反掌。今日黔等省，各派将领正与我奉方接洽联络，届时正可会同川、黔等省进而窥复湘、粤，则统一中国易如反掌。彼时既由我张作霖统一之，则万民拥戴，世界钦崇……（以上为张作霖与张学良之一段密语）。

　　以上为奉方对南之方针与计划，皆出于杨宇霆之规划[2]。杨草有极详细之计划书，旬日前，派张［臧］式毅到津与（张）作霖为最后的具体决定。

　　先是，张作（霖）与张宗昌议定地盘分配之〈包〉办法：（1）苏、皖归宗昌。（2）宗昌取得苏、皖后，以直隶让之于奉方（现时适以豫局危急，奉张在直隶境内继续扩充防地，入占保大，褚玉璞在保极力把持，而所保亦只有六十余县而已）。（3）宗昌取得赣、浙而后，则鲁省让之与奉方。

　　江苏地盘，本亦为奉方之所必争，而张作霖则竟与宗昌订定上述之协定，而将苏省让之宗昌，其重要原因在当时为左列种种。

　　张氏总统欲过于热切，而宗昌则系反对最激烈之人，作霖乃不得不尽其力之所及怀柔宗昌。苟奉张不以苏省让宗昌，或竟以他种办法取得苏省为己有（如收买苏省十万国军），则宗昌势必对奉取敌对或倒戈之行动（是时，宗昌方面特意散布一种谣言，谓：宗昌不便出头反奉，将是褚玉璞实行倒戈云云，实所以威吓奉张者也）。而事实上，奉军又不能先鲁军而入苏省，纵不许宗昌取苏，而宗昌亦有取苏之可能。此外，东南民众复为拒绝奉、鲁军之热烈运动，亦引起张作霖之极端得意。张在今日，乃买人心，做总统之将［梦］。纵令奉军有入苏充分可能，张必亦不屑贸然而为之，以触群众之怒也。

　　右之所述，乃是奉张与宗昌订立协定之当时，其不能不以江苏让之于宗昌之原因也。张宗昌能相对的赞成安国军之组织者，亦即以取得苏、皖故耳。

　　宗昌之赞成安国军，乃是有条件的，即安国军总司令应专以对南对西北之“军事”为任务，不得牵涉及于“政治”。故其致张作霖之贺电，亦只在“讨赤”两字上做文章（阎锡山亦然）。作霖欲入京主政者，固以外交团之消极拒绝，同时，实亦以鲁张之阴示反对也。

　　当张作霖决将苏让于宗昌，杨宇霆大为不悦。杨之出关返奉，实有负气而去之意味。惟杨返奉而后，为大局设想，则转觉充［弃］苏之为计，弃苏而后，则可避与党军直接交战，任孙传芳、张宗昌当战局之冲，于奉方尤有无恨［限］之利益，于是乃草成一对南之计划书，内容大致如后所述。

　　江苏让归鲁方，实为上策。假使奉军之今日占有江苏，则党军既入浙、皖，奉军势须立与直接交战。纵然财政诸项筹有办法，可以勉强一战，亦绝无必势［胜］之把握；倘财政仍如今日之困难，则必难得持久之战，结局或陷失败之境。吾人已往但知对南用兵之不可，今则吾人已发现暂不用兵之极端有益。孙传芳终必为时势所牺牲而受淘汰，然孙灭之后，尚有张宗昌为孙之代替者。既有鲁、孙两军为我奉军抵御党军，我奉得两重屏障，正可高枕无忧，休养一切。宗昌与党军苦战之结局，十之六七，彼殆将继孙而陷于败灭之境。然党军驰数省于打败鲁军之后，亦必精疲力竭，彼时也，我奉突出生力军二十万以击疲敝之党军，必若摧枯拉朽，事之至轻易者也。（豫）亦宜首先设法造成类似最［对］南之局，使该省境亦有如孙、张其人者，为奉作一时之屏障，为奉作先锋，挫除敌方之气势与战力。靳、魏之辈于未来之豫局关系最重，奉首当联络之，使其不为南用，而为奉用。阁揆一席，不妨畀诸云鹏，但须其确有把握拉拢乃弟。河南地盘不妨与云鹗，但须其确愿与党、国二军作战，他如忠吴各军亦不妨助以饷械，使其一致对敌。如是，则奉可高枕卧矣。靳、魏等及其他直系各军，以其内容之杂乱，饷械两乏，绝无战胜党、国二军之理，其必归于失败、淘汰，亦可预言。而豫中之党、国两军亦必成强弩之末，然后奉之生力军出而一鼓荡平之，多则十万人，少则五六万人可耳。如是，则第一步，陕、豫、鄂、赣、苏、皖、浙七省，必立归我有；然后第二步，整备大军，联络西南各省反赤将领，进而肃清珠江，则统一中国者，非奉方其谁？目前奉之于党、国二军，万必当虚为委蛇，有代表来接洽时，不妨示好，实使其疏于预防，则将来收效更大更速也。

　　张阅杨之计划书毕，不禁拍案叫绝曰：“真聪明！邻阁真聪明！”曾以之示其子学良与吴俊升，亦极口赞成。于是，杨之计划书，乃成定议矣。

　　此次英公使蓝得森在津与张会议[3]，张谓蓝曰：予统一中国已有把握。蓝谓：言其详。张谓：明春即可明了，盖即暗指杨所拟之计划（亦即奉方既定之方针）也。

　　东南长江方面，在奉方视之有孙传芳与张宗昌抵御党军，在最近短时期内，自可无虞。惟河南方面，在奉方则认为十分危危，盖忠吴（佩孚）之军饷械缺乏，无作战之能力。而靳、魏之辈复倾于南，奉方虽正积极设法拉拢豫中各军，使其打先锋抵御国军，然成效如何，尚不可知。且国军冲至郑州，与党军、樊军并靳、魏等会合一起，势必不可轻侮，而奉军则又不能不入豫与之交战，既无必胜之把握，自非经过重大之牺牲不可。然牺牲之结果，未必能驱除党军、国军、樊军、靳、魏等军数大势力于豫境之外。今日奉方之于河南，真可谓忧心如痗，寝馈难安者矣。

　　东南长江既有孙传芳、张宗昌为作屏障，正可持隔岸观火之态度，而河南之危，则危如垒卵，朝不保夕。故今日奉方之军事，已完全置重于京汉线上矣。

　　最近奉方之人几以战讯报告张作霖者，若谓党军在浙、皖方面如何胜利进展，张不以为意，甚或置若罔闻；若谓国军在豫西方面如何胜利进展，则张立现忧虑之色，同时奉系之机关报，亦取如此之态度。即北京警察所检查通讯社稿，对于杭州失守、安庆危急之新闻，不甚扣留，对于西北军胜利之新闻，有时并官电亦不准载（对各家通讯社皆如此），亦可见奉方内部恐慌一斑矣。

　　两三日前，张作霖迭得探报。一谓：冯玉祥已决定取得郑州，而后立向保大，北京进展，奉方如愿与之和，则须将京绥、京汉两线交还国军云云。又一探电，谓：冯与靳云鹗接洽妥当，靳暂勿逼吴佩孚出走，俾大军到郑时，可以生擒吴氏，以吴交付国民，由国民与吴结算六七年来之战账，是否每次战祸皆吴一人所酿出云云。蔡家花园会议席上所陈列者，皆此等关于豫事之电文也。

　　奉方希冀地盘最为急切者，乃张学良与韩麟春。学良之直隶已逐渐到手，麟春之目标则在湖北（不要破烂不堪之河南），（河南拟畀于珍），故麟极力主张奉军即入豫加入前线作战。谓再延缓，至国军攻下郑州之时，奉军虽欲入豫，恐为时势所不许。对于吴佩孚则不妨立刻请其下野，不可再事姑容云云。而张作霖与杨宇霆等则俱不以为然。第一，奉军此时入豫，纵为重大之牺牲，亦难操必胜之算；第二，吴佩孚最好由党军、国军推倒之，奉方既素标榜信义二字，不能由奉方之手而使吴倒；第三，直系军为国军击溃之际，奉军正可缴其械。盖张氏必欲依照前述之方针步骤而行，先以地盘饷弹鼓励豫中直系军，使之抵御国军，减灭国军之声势和战斗力，然后奉军始起而击破之。今日之军阀注重在讨便宜，而此则大讨便宜之事也。

　　张作霖刻正积极联络靳云鹗，前已令靳云鹏电告乃弟，许乃弟以河南地盘。盛传靳云鹗已为张作霖联络成功，已来电贺张就安国（军）总司令职。惟谓因环境关系，须请张勿以贺电公诸报端。靳云鹏因办妥此事，奉张始畀以组阁之任云云。此项传说，亦有谓为可信者，谓靳云鹗所求者惟地盘，奉张既许以河南，云鹗自可欣从。党方宜速与靳成立妥协[4]，迟恐有误。

　　云鹗二次派杨湘为代表，于十七日由信阳动身，先往见张宗昌，继再来津见张作霖。吾人不妨姑就此点而加以推测，云鹗与奉张在月之十七日以前，必尚未成立妥协，如果已经成立妥协，云鹗似乎无派代表往见宗昌之必要，更不能先见宗昌而后见奉张，故妥协纵成立，亦必在十七日以后。

　　靳与党方磋商条件，既不能取得满意之地盘，而奉张则速以河南许与之，靳之舍党而就奉，亦属意中之事。换言之，即靳云鹗与奉方亦有妥协之可能，惟在今日，则尚嫌稍早耳。云鹗之于今日附南归北，必尚在犹豫未决中，暂以灰色的态度，对党、奉两方皆极力周旋，以待时局之进展，观时局之进展如何，再为最后之决定。大约杨湘日内可到京津，真相如何，不久便可探明（云鹏组阁，云鹗将来必可多得军饷，此层也可诱云鹗附奉也）。（上系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所寄之报告）

　　《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1927年1月5日以后

　　[1]题解　本篇注明：“系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所寄之报告”。当经李大钊审定以北方区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张作霖于1926年12月1日于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当日即基本决定军事战略方针，即由孙传芳担任长江前线，由张宗昌直、鲁军在江北为其后盾；由韩麟春17军由京汉线援吴佩孚；由汤玉玺、高维岳协助阎锡山在包绥方面防范国民军。其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河南方面。12月8日，任于珍为奉军援豫总司令。连续三日致电吴佩孚向武汉反攻。12月10日，奉军以磁县为中心已集结完成，并与吴部发生冲突。1927年1月6日，张作霖决定奉军大举入豫。本篇反映此前的奉方情况。

　　[2]皆出于杨宇霆之规划　杨宇霆，字邻葛。1926年12月10日，被张作霖任命为安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3]英公使蓝得森在津与张会议　蓝得森，应为蓝普森。1926年12月22日，在天津拜晤张作霖。

　　[4]党方宜速与靳成立妥协　此问题，李大钊甚关注。其战略意义，后为事实所证明。吴佩孚对于奉军入豫，时而动摇，时而接受，忽而抗拒，惟靳云鹗自与南方接洽后坚决与奉对抗。1927年2月8日，张作霖宣言进兵河南。2月12日，田维勤、魏益三等公推靳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吴部基本上归靳指挥，与入豫奉军进行激战，既使吴佩孚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计划归于夭折，亦使奉军不能直接威胁武汉。至1927年6月，入豫奉军终被北伐军与国民军击败，退到黄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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