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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一大期间在中共党团会议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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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 我发现，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所以有你们所说的那个行动纲领就足够了，可以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 关于4点分歧意见，有可能后两点被采纳，而对前两点仍保留自己意见。今天早晨，我曾同几位代表一起去孙那里，孙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并展示了他自己制订的政府行动纲领。他说：“我想宣布成立全国政府，因为我们从海关冲突的经验中看出，只要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全国政府，就很难进行反对同盟者的斗争。一旦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宣战，就算我们遭到失败，但不是作为一小撮匪徒，而是作为全国政府。所以必须根据这样一个行动纲领来建立这个政府。” 关于民族问题，他的行动纲领说，在中国内部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决权。这是其中明确指出的，而我们反对列强争取完全独立。 所以我认为，对第一点的修改可以不必过于坚持，按照三民主义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孙的骄傲，他认为这是他的发明。 关于土地储备问题也可以不坚持，因为如果我们反对赎买的人太少，那么我们现在公开反对土地所有者合适吗？我们谈到大土地所有者问题，但这在我们的定义中是指很大的土地所有者，但在中国总的说来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不多。当然可以坚持这一点，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是不大的。我们可以坚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不指出其来源。 录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第四部分《国民党改组及其初步成果》第468—46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1]题解 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1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月18日，鲍罗廷召集中共党团会议，出席大会的20名共产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会议期间共产党代表进行活动的组织形式问题。由毛泽东首先发言，报告昨已拟“分成几个小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出席全体会议的决定。”鲍对此感到不解，毛又作了解释。说明按经验“不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讨论每个问题时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因为，那样做“会引起其他团体有组织的反对”。于是，鲍提出用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工作。李大钊由此提出补充意见。他说：“我建议除了委员会之外，还组织委员会同各独立代表团的联席会议。”鲍和其他人都同意，形成决定，由3名中央委员即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加上邀请一名团中央的委员组成大会期间的一个“委员会”，必要时与4个小组的代表（每组1名）组成联席会议进行工作。继而讨论会议宣言文件，由鲍罗廷作了长篇报告。提出在起草过程中，在四个问题上与孙中山等存在分歧，听取党内意见。即：（一）对少数民族是否现在就必要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和实行合作（对方），还是现在不要着手建立组织上的联系，而只限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实行友好互谅，随着宣传鼓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再着手同他们实行合作和建立组织联系（国际）？（二）宣布向无地农民和佃农提供土地，但并不提土地的来源（对方），还是提对大土地所有者和所有者不耕种的土地实行“剥夺”、建立“土地储备”、反对“赎买的宣传”（国际）？（三）在民权主义条款中要不要说这是向“先进的民主国家”学来的？（四）要不要称“中国工人以其勤劳著称于世”？鲍认为，后两点或许没有任何分歧，他们会同意干脆删掉。鲍报告后，李大钊首先作了这篇发言。随后，谭平山、毛泽东赞同李大钊的意见，毛泽东还谈到农民运动中的实际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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