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厌世自杀问题|李大钊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自林德扬[1]君自杀，一时论坛对此问题颇有所讨论。因此，我也把我近来对于青年自杀的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榷。

　　我于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几个要点要预先声明。

　　第一，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够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我们应该分别自杀的种类，个别的论断他的是非。

　　第二，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第三，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权。

　　第四，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惟因自杀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会以妨害的，又当别论。

　　把这四点认定，才可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本来自杀是人类生活特有的现象，人类以外的动物，不发生自杀的现象，因为自杀是智慧的结果。野蛮人多有不了解自杀是怎么一回事。牙岗人[2]和安德曼岛[3]的土人，看见白人有在他们部落内自杀的，他们一定想是被别人杀的，嘲着要大索犯人。你若向中部澳洲的土人说自杀的事，他一定说你是说笑话，万不相信。可是这也有例外，那康甲卡人[4]和赫士人[5]又有胡乱自杀的倾向：媳妇因为婆母不吃她做的饭，也自杀；老年人因为身子衰怠，也自杀；小姑娘脸上一发赤就得严加监视，直到伊全然忘记了伊害羞的事而后已。加冷人[6]晚间饮酒的时候，夫妻有三言两语的不合，明朝夫或妻必有一人在树枝上自缢。这或者是因为这些人种生理上、心理上，或他们所住的地方地理上、气候上有特别的原因。大体看来，智慧多的人容易自杀，自杀的现象多盛行于教育阶级、智识阶级中。那有关于自杀的名著的意大利人摩塞里[7]，曾于意国发现自杀最多者为从事科学、文学的人，百万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从事国防的，四百零四人，从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从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医师二百零一人，从事工业的八十人，从事原料制造的，二十五人。法国亦然，奴婢八十三人，商人及运送业者九十八人，原料制造者百十一人，工业家百五十九人，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五百十人。其余统计家所得的结果，虽也有与此不同的，但自杀在生活状态简单者最少，与生活状态复杂的程度递加，几乎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文明进步的结果，生活状态愈趋于复杂。人类的生活，去原始的自然生活、劳动生活日远，而偏于耗用脑智精神，因而过劳；又因生活上的欲望增高，内容扩大，往往招来失望和灾难，所以自杀的激增是十九世纪内各国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说自杀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病，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是“自杀时代”！

　　意大利人摩塞里著有《自杀论》。他说：十九世纪间，欧洲各国的泰半，不但自杀的数都是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略同。法国由千八百二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五十年间，一年自杀的平均数，由人口百万中五十四人升到百五十四人。普国由千八百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七年，由七十人二分升到百七十三人五分。日尔曼和奥大利增加更甚。惟有英国和挪威不见增加，英国每百万人中平均在六十五人左右，挪威由八十人降到七十人，这是一个例外。

　　日本近年自杀者的增加，尤为可惊。据他们警视厅的调查，就在他所管的地方，东京市十五区与六郡八岛的自杀者，明治四十三年一一一二人，四十四年一一五七人；大正元年一二六八人，二年一三一二人，三年一三八九人。合计自杀既遂者和未遂者——全国合计起来，明治四十四年一万零七百五十三人，大正元年一万一千百二十八人。

　　中国全国的自杀统计，虽然未必精确，然亦可以看出增加的趋势。各省的统计表，我还未搜集完全，暂且不论。但据内务部的《内务统计》京师人口之部和京师警察厅的《京师警务一览图表》里面所载北京内外城自杀的统计：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民国四年，男六十八，女四十二，合计一百一十人。民国五年，自杀已遂者，男五十五，女三十，合计八十五人；未遂者，男四十，女五十七，合计九十七人。民国六年，自杀已遂者，男九十三，女三十三，合计一百二十六人；未遂者，男四十六，女三十八，合计八十四人。亦足以证明自杀者增加的趋势。

　　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近来生活困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生活上的生死关头，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不过这是由人事的关系发生的，不是由自然的影响发生的。这“自杀时代”诱引人逼迫人上自杀的途径去，也和“自杀季节”的诱引与逼迫一样。因为十九世纪末年的世界，已经充满了颓废的气氛，物质文明渐渐走入死境，所以牵着人也到死路上去。各人生活上塞满了烦闷，苦恼，疲倦，颓废，失望，怀疑。青年的神经锐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的青年，作了“自杀时代”的牺牲。

　　自杀的原因不一，所以自杀者的类别也不同：有因犯了罪恶愧悔而自杀的，有因穷饿所迫而自杀的，有因失恋而自杀的，有因殉情而自杀的，有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有因考试落第而自杀的，有因社会政治不良而自杀的，有因职务上不能如意执行而自杀的，有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有因避病苦而自杀的，有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烦闷怀疑而自杀的，有因坚持自己的主义信仰保全自己的人格名誉而自杀的，有因宗教上的迷信而自杀的，有因外界自然的诱引，或受他人的暗示（模仿）而偶然自杀的。这些样的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社会制度若是没有经济上的不平，不会发生因穷饿而自杀的人。社会制度若是不迫人犯罪，不会发生因愧悔而自杀的人。若是婚姻制度没有弊病，不会发生因失恋殉情而自杀的人。若是家庭制度有解放个性的精神，不会发生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人。若是学校制度、教育制度没有缺陷，不会发生因考试落第、或因课业过劳患神经病而自杀的青年。若是政治制度明良，不会有因愤世，或因不能自由执行职务而自杀的人。就是病苦的人，也与日常生活的安与不安，很有关系。就是那些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怀疑与夫那些为主义、信仰、人格、名誉，甘愿牺牲而自杀的人，也多发生在黑暗社会里，或黑暗势力的下面。千八百五十年顷的俄罗斯专制的黑暗势力，把人民的生活趣味，完全遮断。社会一切现象，都呈出死气。那时的文学家，只有讴歌“死”，描写“死”的庄严、“死”的美善。那时的青年，只有“死”、只有自杀是他们的天国。就有不自杀的，也没有什么生趣了，这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模仿的自杀，也多发生于自杀流行的社会。为自然诱引的自杀，也多发生于怀有隐痛的人。看那日本的青年，自从叫藤村操的一位青年，因哲学上的怀疑投入华严泷[8]以后，投华严泷自杀而死的年以数十计。警察设种种方法防阻自杀的人，终不奏效。这一个景致绝美的瀑，几乎成了“死之瀑”，成了日本人的惟一死所。其他投入浅间山[9]喷火口，或在富士山巅自杀的青年，尚在接踵而起。请问这些青年，全是模仿藤村操的么？都是为湖光山色所诱引的么？他们自杀的原因，模仿、诱引而外，果然没有生活上的苦痛么？我想往那里去的人，去时虽然未必有自杀的决心，但是在那里自杀的人，生活上未必没有可以供他自杀的隐痛，不过加上一层模仿与诱引，更容易促他实行就是了。这样看来，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起自杀流行的社会缺陷。志希[10]君论林德扬君的自杀标题曰：《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盖含有沉痛的意义！

　　各宗教对于自杀的是非观，亦有不同的地方。回教以自杀为逆神的命令，比杀人的罪更重，故教中悬为厉禁。耶教十戒中，有禁杀一条，不但禁止杀人，并且禁止自杀。儒教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1]；“匹夫匹妇，自经沟渎”[12]的话，大概也是反对自杀。佛教于一定的事情，许人自杀，但通常都以为自杀者，死后受惨苦，是前世的罪孽。惟波罗门教[13]因有死后灵魂可以祟敌的信仰，故认因为复仇而自杀为勇敢行为。

　　哲学家对于自杀的意见，也不一样。康德[14]以自杀为轻蔑存于人中的人道。菲西的[15]以欲保生命、欲生是吾人的义务。海格尔[16]以人能左右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为绝大的矛盾，所以自杀是一种罪恶。陶马士·穆阿[17]主张人若罹不治的病，很以为苦的，得牧师或长官的同意可以自杀。但牧师或长官须照自杀志愿者的志愿与病状，务求合于他的希望。美国某州已采取此说，公认罹不治难医的病的，可以自杀。柏拉图[18]说，不可非难因苦运命或难堪的耻辱而自杀的人。耶比邱拉士[19]说待死与自杀孰宜，不可不加以考究。这是很有含蓄的话。

　　关于自杀的道德观，又因国因民族而有差异。在东洋牺牲个性的消极的厌世的静的文明，多可认自杀。有时认自杀为无上的道德。中国之旌表节烈，日本以切腹为武士道的要素，都是例证。在西洋保存个性的积极的乐天的动的文明，多否认自杀。以自杀者为犯了罪恶，认他是杀人罪的被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英国以前不许自杀者葬普通的坟墓。

　　中国自潘宗礼、杨笃生[20]、陈星台[21]相继蹈海而后，各处青年厌世自裁的，渐渐有了。民国二、三年顷，湘中少年有因外交失败而自杀者，我当时适在日本，曾致书《甲寅》[22]，与章行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以为少年不应自杀，应该留此身以为奋斗之用。行严先生复书[23]颇有几句沉痛的话，他说：“吾国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习而已。自杀之风果昌，尚能矫起一、二”；“匹夫沟渎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训，古今几多冯道[24]、吴广[25]之辈，依此以藏其身”；“无自杀之决心者，未必即能立效命之宏愿。往者曾涤生[26]败于靖港，愤投湘江，吾家价人负之以起。负之以起，非涤生所及料也，尔后成功，即卜于此”；“今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有真厌世者，一方由极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还其故我，与浊世生死辞，极廉顽立懦之致”。如今思之，他的话实含有至理。中国社会到了今日，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若有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没有趣味的生活，当然不满意、失望、悲观。将来青年的理想，日高一日，这种不满意、失望、悲观，也必日多一日；青年厌世自杀的风，恐怕也日盛一日。我们对于这种自杀而死的不幸青年，当然要流几点同情的热泪，因为他们实在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然而对于他们的自杀，终不能不抱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他们只知道向死里逃避旧生活，不知道向死里寻找新生活。我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我们应该拿出那日本人情死的精神，与我们的新生活相抱合，任他是车轮，是白刃，是华严泷的水，是喷火山的火，我们也要前进，与我们理想的新生活握手。我们断断不可只为厌世，为生苦而不怕死，应该为造世为求乐而不怕死。

　　由此说来，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关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命。诸君须知创造今日的新俄罗斯的，是由千八百五十年顷自杀的血泡中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署名：守常

　　《新潮》第2卷第2号

　　1919年12月1日

　　【注释】

　　[1]林德扬　北京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四川华阳人。五四时正患病疗养，抱病投入运动。后发起创办北京第一国货店，常废寝食，致劳病笃，且以伤时，遂于1919年11月16日晨赴万牲园（今动物园）投溪自杀，年27岁。这是北京的大学生第一个自杀者。蔡元培悼辞称：他“因奋斗而自杀”；他有提倡国货的宏大愿望，“心急得很”，“所以决然自杀，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牺牲自己的一身，做发展国货的广告”。

　　[2]牙岗人　今译牙甘人（Yahgan）。智利南端印第安人的一支。过去有近三千人，至20世纪50年代末，仅存40余人。

　　[3]安德曼岛　今译安达曼群岛。位于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之间，共有岛屿204个。现属印度。

　　[4]康甲卡人　今可能译为冈加利达人（Ganggalida），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之一，分布于昆士兰州和北部地方之间北部沿海一带。

　　[5]赫士人　今可能译为胡斯人（Hus），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部族之一。

　　[6]加冷人　今可能译为加龙迪人（Garandi），澳大利亚土著部族之一，分布在北方约克角半岛以西奔塔利亚湾沿岸一带。

　　[7]摩塞里　今译莫尔塞利·恩里科（Morselli，Enrico，1852—1929），意大利社会学家。曾任都灵大学、费拉拉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对促进精神病治疗设施的改革有过重要贡献，在精神病学和具有心理学特点的社会病理学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自杀论》等。

　　[8]华严泷　位于日本本州枥木县西南男体山。该山是具有代表性的锥状火山，高2484米。山南侧有中禅寺湖，湖水自山的熔岩上溢流而下，形成华严瀑布，高97米。

　　[9]浅间山　位于日本本州群马县西南与长野县分界处。山高2542米，是全国最高的活火山。该山拥有广大而壮观的山麓地带，构成上信越高原国立公园的主要部分，是观光胜地。

　　[10]志希　罗家伦（1896—1969），字志希，时为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生，与中国文学系学生傅斯年共同发起组织《新潮》社，创办编辑《新潮》杂志。文中提到的志希论林德扬自杀的文章（题为《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新潮》杂志第2卷第2号。同时还发表蒋梦麟的文章《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问题》与李大钊的这篇文章。

　　[11]“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章》。文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12]“匹夫匹妇，自经沟渎”　语出《论语·宪问》。文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13]波罗门教　今译婆罗门教，印度古代宗教之一。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

　　[14]康德　参见《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注②。

　　[15]菲西的　参见《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注14。

　　[16]海格尔　今译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杜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其哲学体系为客观唯心主义，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和发展。而所谓“绝对观念”，实为上帝的别称。由此形成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三个发展阶段，其哲学体系亦相应形成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组成部分。主要著作有《哲学全书》、《逻辑学》（通称《大逻辑》）、《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精神现象学》等。

　　[17]陶马士·穆阿　今译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516年出版代表作《乌托邦》，是欧洲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

　　[18]柏拉图　参见《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注①。

　　[19]耶比邱拉士　今译伊壁鸠鲁（Epikouros或Epicuras，前341—270）。古希腊哲学家，后期希腊著名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者。

　　[20]杨笃生（1871—1911）　湖南长沙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主张搞“破坏”和暗杀，曾研制炸弹，多次谋刺慈禧和其他大臣。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次年入英国爱伯汀大学学习。1911年图归国，“寻一民贼死之”。至利物浦，因病觉回国无望，投大西洋而死。

　　[21]陈星台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旋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与黄兴、宋教仁创立华兴会，拟于长沙举事。1905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所著《猛回头》与《警世钟》，宣传民主革命，影响甚大。1905年12月8日，因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而在日本的大森湾投海自杀。

　　[22]曾致书《甲寅》　即1915年8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所载的《致〈甲寅〉杂志记者》的信。

　　[23]行严先生复书　章士钊，字行严，时为《甲寅》杂志（东京）主笔，其“复书”刊于同期《甲寅》杂志李大钊文章之后，题名为《论厌世——答李大钊君》。

　　[24]冯道（828—954）　五代时瀛洲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历任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的宰相等职，自号长乐老。后世以其恬事五朝，多非之。

　　[25]吴广　应为胡广，字伯始，汉南郡华容（今湖北荆州东）人，是中国历史上擅于做官固位的又一典型人物。《后汉书》载：“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按：指安、顺、冲、质、桓、灵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当时京师有谚：“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26]曾涤生　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清末湘军首领。1853年以吏部侍郎身份回湖南办团练，次年编组为湘军。对太平军作战，败于靖港，愤而投水自杀，被救起。其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继续与太平军鏖战，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864 年6月攻破天京，太平军败。他还与李鸿章等一起兴办中国近代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成为晚清的一代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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