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李大钊

文豪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盖文之入人者深，而人之读其文者，展卷吟哦，辄神凝目炫于其文境，潜移默化，观感旋殊，虽旷世异域，有千秋万里之遥，而如置身其间，俨然其时其境也者。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则夫文豪者，诚人类之福星也矣。

　　长天一碧，万木葱森，人影在山，樵歌出谷，科学家视之，僵石枯木之类耳；而一经文豪之点缀，则觉清风习习，透人肌骨焉。枫叶萧萧，江滨渔火，钟声夜半，月落乌啼[1]，科学家视之，声光变动之象耳；而一经文豪之绚绘，则幽深潇洒，万念俱息焉。尽文豪之眼界灵机，悠悠宇宙之间，形色万殊，无不可为发舒性灵，感触兴趣之资。造物者降生万物，而不能使其所生之物，各自直觉其生机之大本，局部自限，缺陷靡穷；文豪本其直觉，发为文章，俾人天物我之实相，稍能映露万一，以通消息于其间，而补造物者之缺陷，斯其有功于造物者不小也。

　　嗟嗟！古今文豪，其身世何多在怨悲凄苦、飘零沦落之中也。征之东西，如出一辙。文王锢居羑里，寂寞铁窗，乃演《周易》[2]。左丘失明，乃传《春秋》[3]。屈灵均忠爱缠绵，而蔽伤于谗，憔悴行吟，卒沈湘水，而（作）《离骚》、《楚辞》[4]，《诗》[5]亡而后，此其继音。马迁[6]身被宫刑，填胸愤慨，《史记》之作，模式来兹[7]。乃至少陵忧国[8]，血泪挥干。白也无家，佯狂弃世[9]。放翁有种族之痛[10]，渔洋有故国之思[11]。他如金圣叹、李温陵之流，千古奇才，竟罹惨祸[12]，杀其身而不足，更毁其书。中土文豪，大抵有身世悲凉，家国陵夷之痛者。而环稽西乘[13]，唐德[14]系出名族，中年飘泊，流寓天涯，《神曲》之作，为意大利文学之警钟。杰尔邦德士[15]少年投笔，荷戈从军，雷邦特之战，伤中左腕，展转归途，虏于海寇，五载穷岛，困苦作奴，僧侣救之，始返故国，潜心著作，致西班牙文学得跻于英、德之林。汉伯德曼[16]目击社会悲惨，痛心阶级制度之不良，发愤著书，有十九世纪沙翁[17]之目。伊普逊[18]以贫商之子，生于北欧，寂寞荒寒，贫且不能自给，童年供使，药屋愉［偷］闲，辄事文学，大学卒业后，伤祖国文学之不振，闭户著书，对兹缺陷社会，不惮口诛笔伐，文章声价，重于全欧。士多林贝尔西[19]幼时，无力求学，艰苦卓绝，著书自活，为文伤时厌世，颇极深酷凄切之致，瑞典奄无生气之文学，至是始有新机。托尔斯泰[20]生暴俄专制之下，扬博爱赤帜，为真理人道与百万貔貅[21]、巨家阀阅[22]、教魔、权威相搏战，宣告破门[23]，杀身之祸，几于不免，而百折不挠，著书益力，充栋汗牛[24]，风行一世。高尔基[25]身自髫龄[26]，备历惨苦，故其文沈痛，写社会下层之黑暗，几于声泪俱下。凡此者类皆艰苦备尝，而巨帙宏篇，独能照耀千古者也；是岂文章憎命[27]，才华有以使之然欤？抑遭时不遇，荡析流离，余兹历劫之身，乃得优游以事文学，故其言之深长足以动人欤？嗟嗟！江山故宅，文藻空存，册籍千秋，声华不朽。吾侪生兹末世，不见古人之面影，不闻古人之欬謦[28]，徒对陈编，怅维遗迹，叹文豪之遭遇，不禁掩卷失声也矣。而于彼古人，虽躯尽骨灰，一点灵光，尚能岿然与天地终古，亦安庸吾辈之欷歔慨感为者！文豪之幸不幸，夫岂在瞬息百年之遭遇也哉！

　　吾尝论文豪与世运之关系，其见重于社会，不在盛世，而在衰世。盖当承平之世，物阜民康，群德日进，饮食各适其宜，作息各得其所，凡属圆颅方趾之伦，均得优游歌舞于熙皞和乐之天，击壤鼓腹之歌[29]，曲巷流俗之谚，何莫非盛世元音，粉饰泰平，文章祝颂，岂必俟夫文豪者。若夫世衰道微，国风不作，举世滔滔，相率而趋于罪恶之途，百物丧尽，民不聊生，天地有晦冥之象，群象无生人之趣，倘无文豪者应运而出，奋生花之笔，歌黍离之章[30]，则蚩蚩者不平之诉，呼吁何从，而精神上乏优美高尚之感化，忏悔之念，亦无自而发。人心来复之机既塞，惟日与禽兽暴掠强夺，相残杀以自活，其类将绝灭于天地之间也久矣。文豪之于衰世也，顾不重哉！顾不重哉！

　　抑吾闻之，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盖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昔人尝有“诗以穷而益工”[31]之语矣。夫喜怒哀乐，同为心理之变象，胡以一时感性之殊，发为文章，遂有声韵工拙之别。盖尝考之，其因缘有二：一世界观，一同情心也。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故优美高尚之文章，每为世人所同好。作者执笔之际，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倦浊世之思，精神之所倾注，恍然若见。彼真实世界之光影，不自知其流露于声气之间。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若彼欢愉之词，大抵囿于兹世，纷纭人事，幻妄尘缘，乌从窥宇宙之美，又乌能深动乎人者，此愁苦之辞易动世界观者一也。人之生也，一切苦恼，环集厥躬，匆匆百年，黄粱梦冷，无强弱，无智愚，无贫富，无贵贱，无男女，生老病死，苦海沉沦，必至末日忏悔[32]，始有解脱之期。芸芸有众，夫谁无隐痛者，平居特未尝以示人耳。一旦读愁苦之词，哀怨之什，觉满腔热泪，洒泄无从者，作者已先我而淋漓痛切出之，安能与作者无同情之感者？骚人之怨，秋士之悲，幽恨缠绵，有展转不忍释手者矣！此愁苦之文之易动同情心者二也。

　　嗟嗟！世之衰也！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使更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其心脾，断其希望，则求一瞑而自绝者，将接踵以闻也。暴俄肆虐，民遭荼毒，一时文豪哲士，痛人生之困苦颠连，字里行间，每含厌世之彩色，凶生赞死，厌倦人间，如苏罗古夫[33]、阿尔慈巴塞夫[34]、载切夫[35]等，各以诡幻慑人灵魂之笔墨论“死”，致一般青年厌世、自裁者日益加多。虽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社会黑暗固无与于作者，而社会之乐有文豪，固将期以救世也。徒为厌世之文，不布忏悔之旨，致社会蒙自杀流行之影响，责又岂容辞乎？

　　嗟呼！嗟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宜知所慎择，勿蹈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36]，其在兹矣。

　　署名：李大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1913年11月1日

　　【注释】

　　[1]枫叶萧萧，江滨渔火，钟声夜半，月落乌啼　语出唐张继诗《枫桥夜泊》，全文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文王锢居羑里，乃演《周易》　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商王朝末年周部落的领袖。在他的统率下，周部落迅速发展壮大，势力从关中一直扩大到江淮、江汉之间。随着周的壮大，周、商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商王纣一度把姬昌囚禁在羑里。传说囚居期间，姬昌曾为《易经》作辞。后获释，称王，积极准备灭商。其子姬发（武王）终于灭商。《周易》乃书名，亦称《易经》、《易》。原为古代的卜筮书，有连山、归藏、周易，谓之三易。今但存《周易》，后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所以称为《周易》，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表“易”之道周普，无所不备；一是认为乃取岐阳地名，即“周原膴膴”之“周”，以别于殷易。《周易》的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亦名《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旧传伏羲画卦，实际其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西周时大体形成。《传》亦名《易传》，是对《经》的解释，共十篇，旧称“十翼”。成书于《经》之后，旧传为周文王所作，实际当在战国末期，非一时一人之作。旧时有郑玄注，已佚。今通行本有《〈周易〉注疏》，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

　　[3]左丘失明，乃传《春秋》　左丘，即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姓左，名丘明。或说复姓左丘，名明。曾任鲁国太史。相传双目失明，而撰有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春秋左氏传》，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04年）的历史。又传撰有《国语》，记西周穆王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诸国多端事件和群臣言论。

　　《春秋》，亦称《春秋经》，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记载整理修订而成。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二百四十二年。内容记载周室和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活动，文字简约。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和《穀梁》三传。在古代，《春秋》经文和三传分列，今经文载于各传之前。

　　[4]《离骚》、《楚辞》　《离骚》，屈原（别号灵均）的长篇叙事诗之一，自叙其生平与志愿。取名“离骚”，意谓忧患之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按：即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楚辞》，亦作《楚词》，本为楚地歌谣。屈原吸收其营养，创作出《离骚》、《九章》等巨制鸿篇。后人仿效，名篇继出，成为一种有特色的文体，通称楚辞。西汉刘向编辑成《楚辞》集，东汉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注成《楚辞章句》。

　　[5]《诗》亡　“《诗》亡”观念始见于《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李大钊把《离骚》、《楚辞》也看作继《诗》而出现的历史文献。

　　[6]马迁　即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或135年—？），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早岁随父攻读，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20岁开始漫游大江南北，考察山川形势，采集遗闻轶事。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开始整理古代史籍。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因替李陵降匈奴一事辩解，获罪下狱，惨遭腐刑。出狱后，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任中书令，学古圣贤发愤著书，完成史书计一百三十篇，称《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7]《史记》之作，模式来兹　指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叙述从黄帝以来至汉武帝之时三千年的通史，开创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为后世史家奉为古代历史著作的典范。

　　[8]少陵忧国　少陵即杜甫。杜甫远祖杜预是京兆杜陵（在长安城东南，秦时为杜县地，因有汉宣帝陵墓，故称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又曾在杜陵东南之少陵（因是汉宣帝许后葬地，故有是名）住过，所以杜甫在其诗中或自号“杜陵野客”（《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或自称“少陵野老”（《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后人常以少陵称杜甫。

　　杜甫降生于唐王朝的强盛繁荣时期，又亲身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从安定到紊乱，从强盛到虚弱的过程，到他死时国内极度紊乱，外族不断入侵，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他的一生除了早期有十年“裘马清狂”的生活以外，一直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上悯国难，下痛民穷”。尤其在安史之乱后直至他去世，真是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在他的诗歌中，时时响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忧国、哀民、伤时的深沉而强烈的呼喊。直到逝世前，他还在诗歌中写道：“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深以国家灾难为念。所以李大钊说：“少陵忧国，血泪挥干”。

　　[9]白也无家，佯狂弃世　白也，指唐诗人李白。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后人因以“白也”称李白。

　　李白一生大半时间“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一方面鄙夷权贵，所谓“出则以平交王侯”，但他实际上又不能安然隐居山林，所谓“遁则以俯视巢许”。他真正的抱负是做君主辅弼大臣。这就在他思想上形成“出世与入世”的深刻矛盾，从而使他即使遇到机缘到了皇帝身边（天宝时得供奉翰林），也只能是很快受到排挤、冷落，落得个失意而归，以布衣之身漫游山川。但他思想上的主流是关心国家，积极入世的。这不仅表现于他对玄宗后期腐败政治的揭露批判，更表现于他在安史之乱中参加永王璘的幕府，他的本意是为恢复国家的统一安定尽力，“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但永王璘因不听号令为肃宗所灭，他也因此获罪被流放夜郎。而他流放回来，还为安史之乱未平“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直到他去世前一年（61岁），当听到太尉李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他还从江南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因病不得不半路折回，第二年便逝世了。在《临终歌》中，他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极其遗憾。可见他的诗酒狂放，乃是苦闷的不得已的表现，所以李大钊说他是“佯狂弃世”。

　　[10]放翁有种族之痛　放翁，即陆游（1125—1210），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因平日行动不拘礼法，人或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他的一生正当宋王朝腐败不振，屡遭金人（女真族）侵犯的时候。他诞生后的第二年（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他父亲陆宰携他向南逃亡，先至寿春，后归山阴，这期间有时“经旬不炊”，夜闻金兵马嘶，历经艰险，饱经丧乱；直至成童，又深深感受到从士大夫到民众的激昂的抗敌心志。他一生不忘国耻，喜谈恢复，他的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在政治上他一直对金主战，至死深以未见国土恢复为恨，临终前留下的《示儿》诗，谆谆嘱咐的便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因此，李大钊说放翁深怀种族之痛。

　　[11]渔洋有故国之思　渔洋即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生于明末，入清后应科举试，顺治十五年（一说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历官至刑部尚书。他本名士禛，因避雍正（名胤禛）讳改称士正，乾隆中赐名士祯（实际上他已去世）。他一生仕途顺利，又名望很高，为诗坛领袖数十年。他在诗的理论方面提出“神韵”说，主要指诗的意境“以清远为尚”，要求写得清淡幽远，富有情趣和风韵。实际也是回避反映现实和慑于清初的文字狱的一种反映。而这都同他仍有明代遗民常怀的故国之思有关。

　　[12]金圣叹、李温陵之流，千古奇才，竟罹惨祸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法号圣叹。吴县（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不仕。曾评解《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与《西厢记》，并合称之为“六才子书”。其中《水浒传》的评点对清代小说理论与文学批评影响很大。后因“哭庙案”，以大逆罪被杀。李温陵　即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他激烈地抨击孔孟，批判宋明理学，认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说教，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文学方面，反对剽窃摹拟，主张创作必须抒发己见。终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拘禁而死于狱中。

　　[13]西乘　指西方的历史、文化典籍。乘，此处意为载，载事。《孟子·离娄下21》：“晋之乘”，即指晋国记事之书。

　　[14]唐德　但丁（Dante Alighien，1265—1321）的旧译，意大利诗人，出身于佛罗伦萨一没落贵族家庭。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六大行政官之一。后被反动教会势力放逐，流落意大利各地，最后客死腊万纳。其代表作是流放期间写成的长诗《神曲》，由《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组成。此书，特别是《地狱篇》，鲜明地表现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接触到一系列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显示了反教会、反封建的倾向和渴望国家统一的热情。恩格斯称其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0页）。

　　[15]杰尔邦德士　今译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utes Sarvedra，1547—1616），西班牙作家，出身没落贵族家庭。1571年10月，参加西班牙—威西斯舰队同土耳其舰队在勒班陀（一译勒邦德，即本文所说“雷邦特”）附近发生的海战，受重伤失去左臂。1575年返国途中为海盗俘获，囚居阿尔及利亚，五年后被赎回国。因生活所迫，当过军需员和税吏。1587年，因按规定征收了厄西哈大教堂讲经师囤积的麦子，教会将他革出教门。还因得罪权贵和教会，两度被诬下狱，这使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不幸。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就是在狱中酝酿成熟的。

　　[16]汉伯德曼　今译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生于小商人家庭。早年在耶拿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883年赴意大利，次年归国。最初写短篇小说，1889年因剧作《日出之前》的发表成名，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派的代表作家。一生写有剧本三十余部，其中尤以反映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织工》最为著名。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7]沙翁　指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出身于斯特拉福镇一市民家庭，早年任小学教师，后到伦敦谋生，当过剧场杂役、演员，后致力于编剧。著有大量长、短诗与剧作。现存十四行诗154首，剧本37部。作品反映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黑暗，及资产阶级对财富与权力的贪求；宣扬人文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其剧作对于英国乃至欧洲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18]伊普逊　今译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剧作家。生于一破产商人家庭，做过药店学徒，青年时受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影响，曾参加挪威民族独立运动。1848年开始写作，中年后陆续发表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提出了关于道德、宗教、法律、教育和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虚伪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主张通过道德完善和个人主义改革社会。其作品对近代戏剧的发展有广泛的影响。

　　[19]士多林贝尔西　今译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商人家庭。做过教师、演员、记者和皇家图书馆管理员，曾多次侨居国外。早期作品大多是描写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文学剧本。1879年发表抨击官僚和投机商的长篇小说《红房子》（又译《红屋》）而一举成名。19世纪80年代，受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影响，转而反映现实生活，完成自传作品《家仆之子》。李大钊认为他为文“伤时厌世”，但其文学创作活动给瑞典文学带来新机。

　　[20]托尔斯泰　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在喀山大学读书时，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不满沙皇制度。后从军，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曾游历西欧。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描绘了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的生活和变化。其后期作品，表达了农民的思想和要求，无情地抨击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晚年离家出走。托尔斯泰的思想，以三条伦理原则为核心，即：“勿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全人类普遍的爱”。其学说思想在20世纪初年的日本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曾发生广泛的影响。李大钊不止一次地专文介绍与论及托尔斯泰。

　　[21]貔貅　音píxiū。亦作“豼貅”。中国古籍中所载的猛兽名。《逸周书·周祝》：“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徐珂《清稗类钞·动物·貔貅》：“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故古人多连举之。”后多连用以比喻勇猛的战士。

　　[22]阀阅　本作伐阅，指功绩和经历，也借指世家门第。《后汉书·韦彪传》：“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

　　[23]破门　亦称“绝罚”。罗马教皇对天主教徒（包括教士）的一种处罚，即革除教籍。西欧中世纪时，教皇常以绝罚为手段，镇压异端和进步人士，威迫世俗国王遵从教权。东正教会、犹太教会中也有革除教籍的处罚。托尔斯泰因在著作中猛烈地攻击东正教会，于1901年2月被教会正式除名，亦即破门。

　　[24]充栋汗牛　本作“汗牛充栋”。唐柳宗元《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谓书籍存放时可堆至屋顶，运输时可使牛马累得出汗。后用“汗牛充栋”形容著作或藏书极多。陆游《冬夜读书有感》诗：“汗牛充栋成何事，堪笑迂儒错用功。”

　　[25]高尔基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俄国与苏联作家。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щков）。出身于一木工家庭，只读过两年书。10岁开始自谋生活，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等，流浪俄国各地，深谙劳动人民疾苦。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后发表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得到列宁的好评。

　　[26]髫龄　小儿垂发为饰，谓髫。髫龄，即幼年。

　　[27]文章憎命　憎命：憎恶命运（亨通）。杜甫《天末怀李白》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杨伦笺注：“文人多遭困踬，反似憎命之达者，即诗能穷人意。”意谓工于为文，而命运多乖。

　　[28]欬謦　也作謦欬，言笑也。《庄子·徐无鬼》：“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不闻古人之欬謦”，即听不到古人的言笑。

　　[29]击壤鼓腹之歌　击壤，古代一种游戏。《困学纪闻》引周处《风土记》：“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帝尧时老人有《击壤歌》（即《帝王世纪》所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说“击壤鼓腹”，意为老百姓在劳动之余，可得饱食，可以从容休息游戏，不为恶政治所苦扰。即“作息各得其所，……均得优游歌舞于熙暭和乐之天”。

　　鼓腹，言饱食而闲暇无事也。《庄子》：“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陶潜诗：“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30]黍离之章　黍离：《诗经·王风·黍离序》：“《黍离》，闵（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遂以“黍离”为慨叹亡国之典。清高其倬《碧云寺》诗：“殷墟歌《黍离》，鉴之者有周。”

　　[31]“诗以穷而益工”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又，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也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不得其平”，就是遭遇困穷颠连；“有不得已”，就是遭受打击压抑，心有郁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切身感受“自鸣其不幸”，也才有具真情实感的、有价值的文学（首先是诗歌）。韩愈还在别的文章中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可见韩愈、欧阳修都认为，处境困厄、穷愁潦倒会使人在诗歌（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便是“诗以穷而益工”的涵义与出处。李大钊在本文中，多处体现与发挥了这一论断。

　　[32]忏悔　原为佛教用语，忏是梵文Ksama（忏摩）音译之略，悔是它的意译，合称“忏悔”。原为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求容忍宽恕之意。佛教教规，出家人每半月集合举行诵戒，给犯戒者以说过悔改的机会，后遂产生了专以脱罪祈福为目的的宗教仪式。后来也用来音译阿拉伯文的“Taubah”和英文中的“Confess”、“Repetance”等词，意思亦与佛教中的“忏悔”相近。

　　李大钊认为作家如果“徒为厌世之文，不布忏悔之旨”，致使世人悲观厌世，以至自杀流行，那就对社会负有罪责。可见，他所谓的“忏悔”，乃如他前文所言及的“启发天良”，“觉醒众生”，“昭示人心来复之机”。实际上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忏悔之旨”。

　　[33]苏罗古夫　一译梭罗古勃（Ф·Сологуб，1863—1927）。俄国作家，著有小说《老屋》、《小鬼》等，作品多写颓废变态心理，充满悲观情绪，歌颂死亡。《小鬼》便表现了一种以发狂为幸福的厌世思想。他的有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有一篇《饥饿的光芒》曾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列入查禁书目。

　　[34]阿尔慈巴塞夫　一译阿尔志巴绥夫（М·П·Арцыбащев，1878—1927），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沙宁》、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等。其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他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潮期间具有揭露沙皇黑暗统治的倾向，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成为颓废主义文学的代表。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1927年死于华沙。

　　李大钊对苏罗古夫、阿尔慈巴塞夫等人，一方面肯定他们“痛人生之困苦颠连”，反映了社会现实；一方面不赞成他们的厌世颓废思想，强调“社会之乐有文豪，固将期以救世也。”他希望中国当代作家“知所慎择”，不要蹈俄国这些作家的覆辙。

　　[35]载切夫（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Зайцев，1881—1972）　今译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扎依采夫，俄国印象派作家。190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阿格拉芬娜》（1906）、《天蓝色的星》（1908）等。作品多以伦理、宗教为题材，擅长心理描写，充满神秘色彩。十月革命后，因在思想上不赞成苏俄政策，于1922年离开俄国。1924年定居巴黎。

　　[36]度人度世　佛教以离俗出生死为度，度人度世即导人出世，接引人脱离现世。惟“度世”二字，则早在屈原《楚辞》中已经出现，如《远游》：“欲度世以忘归兮，意恣睢以啖担矫。”李大钊此处用此语表述的是救人救世的意思。即其前文所说：“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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