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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序(4)


  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他说革命,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作一种推测,也算不得预言。不过刘鹗先生把这话放在黄龙子的口里,加上一点神秘的空气,不说是事理上的推测,却用干支来推算,所以装出预言的口气来了。若作预言看,黄龙子的推测完全是错的。第一,他只看见甲辰(一九〇四)的变法,以为科举的废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种立宪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预定甲寅(一九一四)还有一次大变法,就是宪政的实行。“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这一点他猜错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一九一〇)而爆发,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这一点他几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后革命的运动便“潜消”了,这又大错了。第三,他猜测“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一九二四)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这一点又大错了。

  总之,《老残游记》的预言无一不错。这都是因为刘先生根本不赞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运动革命的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他存了这种成见,故推算全错了。然而还有许多妄人把这书当作一部最灵的预言书!妄人之妄,真是无药可医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话也有可取之处。玙姑解说《论语》“攻乎异端”一句话,说“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她批评“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底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九回)。这话虽然表示作者缺乏历史眼光,却也可以表示作者怀疑的态度。后来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双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

  子平默无以对。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转辗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雎》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

  (九回)

  这是很大胆地批评。宋儒的理学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滚出来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体,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伦的儒教来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辨“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东原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刘鄂先生作这部书,写两个“清官”自信意见不出于私欲,遂固执自己的私见,自以为得理之正,不惜杀人破家以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玙姑的一段话也只是从根本上否认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虽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的话,然而在这一方面,这位老新党却确然远胜于今世恭维宋明理学为“内心生活”、“精神修养”的许多名流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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