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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序(2)


  刘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与徒役杂作”的,所以有驳贾让的资格了。当时张矅却已行过贾让的主张了。罗《传》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游记》第十四回的史观察。他的主旨载在第十四回里。这回试行“不与河争地”,“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结果是很可惨的。《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环的口里,极力描写那回的惨劫很能教人感动。老残的结论是:

  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十四回)

  刘先生自己主张王景的法子。老残说:

  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同”、“播”两个字上悟出来的。

  (三回)

  这就是罗《传》说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刘鄂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效的,所以他在《游记》第一回楔子里说一段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寓言。黄瑞和即是黄河,“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老残“略施小技”,“说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他说:

  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此法的信仰了。

  我们拿罗振玉先生做的那篇《传》来和《老残游记》对照着看,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里的老残即是刘鹗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罗《传》中说刘先生曾“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爵”;老残也会“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显的是治河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老残完全是刘鄂,毫没有什么讳饰。

  刘鄂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禀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老残游记》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传。老残同了他的两个至友德慧生与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忽然看见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那只帆船便是中国。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残和他的朋友看见这种怪现状,气得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问老残怎样去救他们,老残说:

  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这就是说,习惯的法子到了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中用了;须有个方针,认清了方向,作个计划,方才可行。老残提议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见船上有人在那里演说,要革那个掌舵的人的命。老残是不赞成革命的,尤其不赞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他们跳上船,把向盘、纪限仪等项送给大船上的人。

  正在议论,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

  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

  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刘先生最伤心的是“汉奸”的喊声不但起于那些“下等水手”里面,并且出于那些“演说的英雄豪杰”之口!一班“英雄豪杰”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国,而不知道献向盘与纪限仪也是救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借债开矿造铁路也是救国!所以刘鄂“汉奸”的罪是决定不可改的了,他该充军了,该死在新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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