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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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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允彝代表什么? 56 上期我曾说:“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他代表无耻。第二,他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努力》第三十九期) 1月29日,黎元洪果然下指令:“令教育总长彭允彝:呈悉。整顿学风,不辞劳怨。国事阽危,正资倚赖。深望勉为其难,毋萌退志。此令。” 1月30日彭允彝果然到部了。 1月31日,彭允彝硬挽出我的一个朋友来对我说,他有不能走的苦衷,因为吴景濂一班人一定要他干下去,不许他走。 于是我在1月25日说的彭允彝的两层代表资格,都证实了。 蔡元培是消极吗? 57 蔡先生的宣言发表以来,竟在意外的方面得着不满意的批评! 独秀在《向导》第十七期里作文,说蔡先生“这种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他恐怕蔡先生的“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或致引导群众离开奋斗的倾向,而走向退避的路上去,所以他竟要我们“如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独秀又以为“蔡校长打倒恶浊政治的运动也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民众”,所以他又说这是“非民众的”。 独秀那篇文章里论“不合作主义”本身是消极的态度一层,已有渊泉在2月1日的《晨报》上答复了。渊泉引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八种涵义,来说明“他们所谓不字,是含有积极的进取的精神,决不止消极的否定的意味”。渊泉又指出“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这一层我们很以为然。 我以为我们对于蔡先生此次抗议的行为,应该分三方面观察:第一,须认明这是蔡先生个人的性情的表现;第二,然后批评这种态度错不错;第三,然后讨论他的宣言在中国社会上可发生的影响。 在他个人方面,我们平日知道他的,都该承认他确不是完全消极的人。他的行为,有时类似消极,然而总含有积极的意味。五六年前,他提倡进德会,会中有“三不主义”到“七不主义”,这是很像消极的。然而他所以提倡这个会的本意却只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一句话。他的宣言里说,“退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又说,“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两句话都只是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这是蔡先生平日一贯的精神。 其次,他这个态度究竟错不错呢?我们认为不错。“有所不为”一句话含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积极的。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蔡先生举的例是“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其实这个公式可以扩大成“若求有X,至少要有牺牲G的决心”。这个G,是无定的:也许是金钱,也许是饭碗,也许是生命!所以我们说蔡先生这个态度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可以讨论这种抗议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好不好。独秀怕他“为恶浊政治延长寿命”,我们以为独秀未免太过虑了。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我在上期曾说: 然而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 这个意思,我始终认为不错。现在我们如果希望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先生这种“有所不为”的正谊呼声更是要紧。为什么呢?我们不记得这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史吗?当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权来杀戮志士,然而志士越杀越多,革命党越杀越多。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1月29至2月4日 这个国会配制宪吗? 58 这个国会复活以来,所行所为,无日不自绝于国人,国人也早已厌恶痛恨他了。但国内有一班人,对于这个国会还存一点顾惜之意,他们的理由是希望国会早日把宪法制成。但我们到了现在,不能不正告他们:这个国会是决不配制定宪法的。我们且不说别的理由,单说三点: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至少要能引起国人的信仰与崇敬。试问这一个光园拜寿,红罗厂领冰炭敬的无耻政客团体定出的宪法,能引起谁的信仰与崇敬?“不以人废言”乃是一句强人以所难的格言。这句格言,只可为极少数人说法,决不能望多数人奉行。用现在这班国会议员去制宪,检直是中华民国的奇耻大辱。宪法的尊严一定要断送在他们的手里! 第二,这个国会制出的宪法一定不能应付中国今日的需要,一定不能满足国人的希望。例如我们希望将来的新国会人数要大大的减少,要减去现数三分之二以上:这个希望可不是与虎谋皮吗?又如我们希望将来的新宪法要打破现制国会专卖总统选举的制度:这又不是与虎谋皮吗?又如我们希望将来的新宪法要规定一种制裁国会议员自身的方法:这又不是与虎谋皮吗?总之,我们对于将来宪法上救济政治罪恶的种种希望,没有一桩不是与虎谋皮。国会制宪,本可怀疑;这个国会,尤其不配制宪。 第二,自从上月宪法起草员提出“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草案以后,国会不配制宪的证据更明显了。国会中人对于这个带联邦制性质的草案,早已纷纷表示反对了。反对的议员,大约不出两派。一派是禀承那些割据的军阀的意旨,要替军阀保持割据的局面;还有一派是代表垄断式的财阀说话,因为他们老板的营业跨有几省的地面,怕省权伸张以后,他们垄断的局面就没有现在这样容易了。上星期宪法会议里的捣乱,试问是不是这两派的议员闹出来的?将来这种丑戏还多著呢!我们从这一次的纷争上,更可以证明这个国会决不配制宪。 总之,宪法是根本法律;民治国家的法律决不是那班自己不守法律的无耻政客所能制定的。我们可以预言:吴景濂、张伯烈的国会即使定出一个宪法来,将来决不会有宪法的效能,将来不过添一张废纸! 2月5日至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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