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怡荪传(2)

许怡荪传(2)

　　怡荪一生真能诚心爱国，处处把“救国”作前提，故凡他认为可以救国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当时的恶辣政策，怡荪也不根本否认。他说：“吾人之于政府，固常望其发奋有为，自脱于险，苟有利于吾国吾民者，犯众难以为之，可也；能如诸葛武侯、克林威尔之公忱自矢，其心迹终可大白于天下，而吾人亦将讴歌之不暇，岂忍议其后乎？若计不出此，徒揽天下之威福以为一姓之尊荣，是则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载。录他寄胡绍庭的信）可见怡荪当时不满意于袁政府，不过是为他的目的不在救国而在谋一姓的尊荣。至于严厉的政策和手段，他并不根本反对。他说，“总之，政治之事无绝对至善之标准，惟视其时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过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实行，云南、贵州的革命接着起来，民国五年帝制取消，不久袁世凯也死了。那时怡荪对于国事稍有乐观，来信说：“国事顷因陈（其美）毙于前，袁（世凯）殂于后，气运已转，国有生望。盖陈死则南方暴烈恶徒无所依附，而孙中山之名誉可复。袁灭则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时怡荪前两年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荪来信说：“闻段之为人，悃愊无华，而节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风。倘国人悔祸，能始终信赖其为人，则戡乱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见那时怡荪还是主张他的“政治中心”论。

　　怡荪在明治大学于民国五年夏间毕业。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国。那时段内阁已成立，阁员中很有几个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里还是党争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荪回国住了一年，他的政治乐观很受了一番打击，于是他的政治思想遂从第一时代的“政治中心”论变为第二时代的“领袖人才”论。他说，“国事未得大定，无知小人尚未厌乱，而有心君子真能爱国者，甚鲜其人。如今日现状虽有良法美制，有用无体，何以自行？欲图根本救济，莫如结合国中优秀分子，树为政治社会之中坚。如人正气日旺，然后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集同志，组一学会，专于社会方面树立基础，或建言论，或办学校，务为国家树人之计”（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

　　他又说：“今日第一大患在于人才太少。然人才本随时而生，惜无领袖人物能组织团体，锻炼濯磨，俾其如量发挥；徒令情势涣散，虽有贤能亦不能转移风气。志行薄弱者，又常为风气所转移。……是知吾国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领袖人才也审矣。”（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当第三次革命成功时，我在美洲寄信给怡荪说，“这一次国民进步两党的稳健派互相携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势看来，新政府里面大概是进步党的人居多数。我很盼望国民党不要上台，专力组织一个开明强健的在野党，做政府的监督，使今日的‘稳健’不致流为明日的腐败。”

　　我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倒袁以后，国民党在内阁里竟居大多数，进步党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后来党见越闹越激烈，闹得后来督军团干预政治，国会解散，黎元洪退职。张勋复辟的戏唱完之后，段祺瑞又上台。这一次民党势力完全失败。怡荪回想我前一年的话，很希望民党能组织一个有力的在野党，监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与高一涵信）。那时怡荪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变，从前的“政治中心”论，已渐渐取消，故主张有一种监督政府的在野党“抵衡其间，以期同入正轨”（六年九月二十日与一涵信）。

　　但是那时因为国会的问题，南北更决裂，时局更不可收拾。怡荪所抱的两种希望，领袖人才和强硬的在野党，都不能实现。民国六年秋天他屡次写信给朋友，说天下的事“当大处着眼，小处下子”（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与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与我信）。那时安徽的政治，腐败不堪，后来又有什么“公益维持会”出现，专做把持选举的事。我们一班朋友不愿意让他们过太容易的日子，总想至少有一种反对的表示，所以劝怡荪出来竞争本县的省议会的选举。

　　怡荪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强答应了。他答应的信上说，“民国二年选举的时候，足下寄手书，谓‘中国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颇痛。与其畏难退缩，徒于事后叹息痛恨，何如此时勿计利害，出来奋斗，反觉得为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三十日信）。这一次的选举竞争，自然是公益维持会得胜，怡荪几乎弄到“拿办”的罪名，还有他两个同乡因为反对公益维持会的手段，被县知事详办在案。但是怡荪因此也添了许多阅历。他写信给我说：“年来大多数的人，无一人不吞声饮恨，只是有些要顾面子，有些没有胆子，只得低头忍耐，不敢闹翻，却总希望有人出来反对，……由此看来，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人类罪恶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说：“最近以来，头脑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无解决方法，须求社会事业进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轨道。”（同上）

　　这几句话可以代表怡荪的政治思想第三个时代。这时候，他完全承认政治的改良须从“社会事业”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说“一国改良之事，尤须自上发之”的主张，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个月还有一封长信给我，同我论办杂志的事。他说：“办杂志本要觑定二三十年后的国民要有什么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多数国民的思想。关系如何重要！虽是为二三十年后国民思想的前趋，须要放开眼界，偏重急进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暂避不谈，对于社会各种问题，不可不提出讨论。”（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这个时代的怡荪完全是一个社会革命家。可惜他的志愿丝毫未能实现，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荪政治思想的变迁。

　　怡荪于民国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许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授国文。肇南在美国临归国的时候，问我知道国内有什么人才，我对他说：“有两个许少南。”一个就是肇南自己，一个就是怡荪（怡荪本名绍南）。后来两个许少南竟能在一块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过南京，同他谈了两天，心里很满意。谁知这一次的谈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聚会呢？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西、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我到美国之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说：“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

　　自此以后，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我偶然说了一句可取的话，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诗，他一定写信来称赞我，鼓励我。我这十年的日记札记，他都替我保存起来。我没有回国的时候，他晓得我预备博士论文，没有时间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晖室札记》节抄一部，送给《新青年》发表。我回国以后看见他的小楷抄本，心里惭愧这种随手乱写的札记如何当得我的朋友费这许多精力来替我抄写。但他这种鼓励朋友的热心，实在能使人感激奋发。我回国以后，他时时有信给我，警告我“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旧七月初十日信），劝我“打定主意，认定路走，毋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爱谋生（Emerson）说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他现在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响，永永留在他的许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将来间接又间接，传到无穷，怡荪是不会死的！

　　民国八年六月

　　（原载1919年8月15日《新中国》第1卷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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