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怡荪传

许怡荪传(1)

　　我的朋友许怡荪死了！他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点半钟。死的前十几天，他看见报纸上说我几个朋友因为新旧思潮的事被政府驱逐出北京大学。他不知那是谣言，一日里写了两封快信给我，劝我们“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愤慨”（3月5日信）。他又说“无论如何，总望不必愤慨，仍以冷静的态度处之，……所谓经一回的失败，长一回的见识”（3月5日第二信）。这就是怡荪最末一次的信。

　　到了3月17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还说是感冒，竟不曾请医生诊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觉得病不轻，方才用电话告知几个同乡。明天他们来时，怡荪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说话。河海工程学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医院，医院中人说这是流行的时症转成肺炎：他的脉息都没有了，医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后，校长许肇南先生请有名的中医来，也是这样说，不肯开方。许先生再三求他，他才开了四味药，药还没煎好，怡荪的气已绝了！

　　怡荪是一个最忠厚，最诚恳的好人，不幸死的这样早！……这样可惨！我同怡荪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为人，很知道他一生学问思想的变迁进步。我觉得他的一生，处处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因此我把他给朋友的许多书信作材料，写成这篇传。

　　怡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做怡荪。他是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的人。先进绩溪仁里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干诚等人同来上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怡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怡荪也在内，和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怡荪转入复旦公学，不久他的父亲死了（庚戌），他是长子，担负很重，不能不往来照应家事店事，所以他决计暂时不进学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来往。决计之后，他搬出复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荪回浙江孝丰，他家有店在孝丰，我也去北京应赔款留学官费的考试。我们两人从此一别，七个足年不曾相见。我到美国以后，怡荪和我的朋友郑仲诚同到西湖住白云庵，关门读国学旧书，带着自修一点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

　　明年辛亥，我们的朋友程干丰（乐亭）病死。怡荪和他最好，心里非常悲痛，来信有“日来居则如有所失，出则不知所之，念之心辄惶然而泪下，盖六载恩情，其反动力自应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年五月怡荪考进浙江法官养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国法私法及国际法，期于内政外交可以洞晓；且将来无论如何立身，皆须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学堂办得很不满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就不进去了。他来信说，“读律之举，去岁曾实行之，今年又复舍去，盖因校中组织未善，徒袭取东夷皮相；……人品甚杂，籧篨戚施之态，心素恶之，故甚不能侧身其间以重违吾之本心也”（民国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荪仍旧在西湖读书。民国二年他决意到日本留学，四月到东京进明治大学的法科，五月来信说：“……君既去国，乐亭复云亡。此时孤旅之迹，若迷若惘，蓬转东西，而终无所栖泊。本拟屏迹幽遐，稍事根底学问，然非性之所近，……恐于将来为己为人，一无所可。……去岁以来，思之重思之，意拟负笈东瀛，一习拯物之学。然因经济困难，尚未自决。嗣得足下第二手书，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沉没，复起为人，吾何幸而得此于足下！……遂于阴历正月间驰赴苕上，料理一切，期于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

　　他到日本后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汇款不通，他决计回国，临走时他写长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说：“自古泯棼之会，沧海横流，定危扶倾，宜有所托。寄斯任者，必在修学立志之土，今既气运已成，乱象日著，虽有贤者不能为力。于此之时，若举国之士尽入漩涡，随波出没，则不但国亡无日，亦且万劫不复矣。在昔东汉之末，黄巾盗起，中原鼎沸，诸葛武侯高卧隆中，心不为动。岂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人而能忘情国家者乎？诚以乱兹方寸于事无益耳。丁此乱离，敢唯足下致意焉。”

　　这封信寄后，因道路不平静，他竟不能回国。那时东京有一班人发起一个孔教分会，怡荪也在内。他是一个热心救国的人，那时眼见国中大乱，心里总想寻一个根本救国方法；他认定孔教可以救国，又误认那班孔教会的人都是爱国的志士，故加入他们的团体。他那时对于那班反对孔教会的人，很不满意，来信有“无奈东京留学界中，大半趋奉异说，习气已深，难与适道”的话（同上）。这时代的怡荪完全是一个主张复古的人。他来信有论孔教会议决“群经并重”一段，说“以余之意，须侧重三礼。盖吾国三代之时，以礼治国，故经国之要尽在三礼。近日东西各国每以法律完备自多，岂知吾国数千年前已有威仪三百，礼仪三千，以礼治国，精审完美，必不让于今日所谓法治国也。且一般人多主张以孔子为宗教家。既认为宗教，则于方式亦不可不讲。冠婚丧祭等事，宜复于古，方为有当耳”（同上）。

　　我回信对于这主张，很不赞成。明年（民国三年）怡荪写了一封楷书六千字的长信同我辩论，到了这时候，怡荪已经看破孔教会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来信有云：“近日之孔教会不脱政党窠臼，所谓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梦见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会，其犹孔子所谓死不若速朽之为愈也！”（三年四月一日信）怡荪本来已经搬进孔教会事务所里，替他们筹成立会和办“大成节”的庆祝会的事，很热心的。

　　后来因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来，住辰实馆（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这时候仍旧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国，不过他的孔教观念已经不是陈焕章一流人的孔教观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长信里，说他提倡孔教有三条旨趣：“（一）洗发孔子之真精神，为革新之学说，以正人心；（二）保存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必须昌明孔孟学说，以为保障；（三）吾国古代学说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皆可并行不背；颂言孔教，正犹振衣者之必提其领耳。”（三年四月十日信）

　　这时候怡荪所说“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说的“微言大义”。所以他那信里说：“至于近世，人心陷溺已至于极，泯棼之祸，未知所届。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后若有窃国者兴，亦知所戒，则犹可以免于大乱也。”后来袁世凯用了种种卑污手段，想做皇帝。东京的孔教会和筹安会私造了许多假图章，捏名发电“劝进”。怡荪的希望从此一齐打破。所以后来来信说：“时局至此，欲涕无从。大力之人，负之狂走，其于正义民意，不稍顾恤。所谓‘道德’者，已被轻薄无余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条所说“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他的意思是专指家族制度。原信说：“挽近世衰道微，泰西个人功利等学说盛行，外力膨胀，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则东亚社会制度中坚之家族制，必为所冲决。此中关系甚巨，国性灭失，终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颂言孔教，夫岂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

　　怡荪这种观念，后来也渐渐改变。最后的两年，他已从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后来不但不满意于旧式的家族制，并且对于社会政治的组织也多不满意。去年来信竟说“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人类罪恶之源泉，而又无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静念，神智常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复古的怡荪，此时已变成了社会革新家的怡荪。

　　至于第三条所说“老、荀、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的话，我当时极力同他辩论，后来他稍稍研究诸子学，主张也渐渐改变。我在美国的时候，要用俞樾的《读公孙龙子》，遂写信请怡荪替我寻一部《俞楼杂纂》。他因为买不到单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图书馆去替我抄了一部《读公孙龙子》。我那时正在研究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怡荪屡次来信劝勉我；有一次信上说，“世言东西文明之糅合，将生第三种新文明。足下此举将为之导线，不特增重祖国，将使世界发现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这种地方不但可以见得怡荪鼓舞朋友的热心，并且可以见得他对于儒家与非儒家学说的态度变迁了。

　　以上述怡荪对于孔教的态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论孔教问题，下半论政治问题。怡荪的政治思想前后共经过几种根本的变迁。那封信里所说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观念是“政治中心”的观念。他说：“以余观于吾国近数十年来之政局，政治之重点，亦常有所寄。盖自湘乡柄政以后，移于合肥。合肥将死，……疏荐项城以代。项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势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历世而愈大。……辛亥之际，失其重点，故常震撼不宁，其在民质未良之国，政治中心宜常寄于一部分之人，否则驯至于乱。……再以今日时势推之，其继项城而起者，其必为段氏祺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

　　这时代的怡荪所主张的是一种变相的“独头政治”。他说“一国改进之事，不宜以顿，尤须自上发之”。（同上）他那时推测中国的将来，不出三条路子：“若天能挺生俊杰，如华盛顿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国之重，与以悠久岁月，别开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时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趋（适按此指政党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终至以武力解决，……此则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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