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国语文法概论(9)

国语文法概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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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研究法。

　　比较的研究法是补助归纳法的，历史的研究法也是补助归纳法的。

　　我且先举一个例来说明归纳法不用历史法的危险。我的朋友刘复先生著的一部《中国文法通论》，也有一长段讲“文法的研究法”。他说：

　　研究文法，要用归纳法，不能用演绎法。

　　什么叫做“用归纳法而不用演绎法”呢？譬如人称代词（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发语者”）在口语中只有一个“我”字，在文言中却有我，吾，余，予，四个字。假设我们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们先应该知道，代名词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领格，受格，三种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宾次）；而领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与不附加“之”字两种：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语词（Verb）之后和位置在介词之后两种。于是我们搜罗了实例，来证明他：

　　A.主格。

　　1. 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
　　2. 吾日三省吾身。——（同）
　　3. 余虽为之执鞭。——（《史记》）
　　4. 予将有远行。——（《孟子》）

　　B.一，领格，不加“之”字的。

　　1. 可以濯我缨。——（《孟子》）
　　2. 非吾徒也。——（《论语》）
　　3. 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传》）
　　4. 是予所欲也。——（《孟子》）

　　B.二，领格，附加“之”字的。

　　1. 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左传》）
　　2. 吾之病也。——（韩愈《原毁》）
　　3. 是余之罪也夫！（《史记》）
　　4. 如助予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

　　C.一，受格，在语词后的。

　　1. 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孟子》）
　　2. 为吾谢苏君。——（《史记·张仪列传》）
　　3. 与余通书。——（《史记》）
　　4. 天生德于予。——（《论语》）

　　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得一个总结，说我，吾，余，予，四个字，用法完全一样。这一种方法，就叫作归纳法。（《中国文法通论》，页一七）

　　这一大段，初看起来，很像是很严密的方法；细细分析起来，就露出毛病来了。第一个毛病是：这一段用的方法实在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是归纳法的第三步（看本书页六五九），不是归纳法的全部。刘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只要寻些实例来证实这个大前提，他既不问“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说明“例外”的原因，也不问举的例是应该认为“例外”呢，还是应该认为“例”。如C一（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一句，这“吾”字自是很少见的，只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韩退之误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此外如A（1）在《论语》里确是“例外”，B一（1）与B二（1）都是诗歌，也都是“例外”。若但举与大前提相符合的来作“例”，不比较“例”与“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释何以有“例外”，这便是证明一种“成见”，不是试证一种“假设”了。所以我说他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

　　第二个毛病更大了。刘先生举的例，上起《论语》，下至韩愈、欧阳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他不问时代的区别，只求合于通则的“例”，这是绝大的错误。这一千五百年中间，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变迁。即如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的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可见那时“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论语·檀弓》时代，区别的很严：“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领格，但决不用在受格；“我”字专用在受格，但有时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则异于是”，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外”。到了秦、汉以后，疆域扩大了，语言的分子更复杂了，写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时转变的白话变化。白话渐渐把指名代词的“位次”（Case）的区别除去了，但文字里仍旧有“吾，我”，“尔，汝”，等字。后人生在没有这种区别的时代，故不会用这种字，故把这些字随便乱用。故我们不可说：

　　吾我两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们只可说：

　　吾我两字在《论语·檀弓》时代的用法是很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在语言里渐渐消灭，故在文字里也往往随便乱用，就没有区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这两个字在文法上的真正位置。余予二字也应该如此研究。我们若不懂得这四个字的历史上的区别，便不能明白这四个字所以存在的缘故。古人不全是笨汉，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词用得着四个“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

　　为什么要用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说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擅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眼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他道：“你认得这几个字吗？”那孩子答道：“第二个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说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开《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随驾的一班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亭林《日知录》说：

　　《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语言轻重之间，世代之别，从可知矣。

　　其实何止这个“此”字？语言文字是时时变易的，时时演化的。当语言和文字不曾分离时，这种变迁演化的痕迹都记载在文字里，如《论语·檀弓》与《孟子》的区别，便是一例。后来语言和文字分开，语言仍旧继续不断的变化，但文字却渐渐固定了。故虽然有许多“陈迹”的文法与名词保存在文字里，但这种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古人有而后人没有的文法区别，虽然勉强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乱用了。我们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乱用时代的文法，还应该懂得不乱用时代的文法。有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现象：有时古代没有分别的，后来倒有分别。这种现象也是应该研究的。故我们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别，便不懂得后来这两个字何以并用；若不懂得后来“吾，我”无分别，便不懂得白话单用一个“我”字的好处；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与领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后来白话分出“我”与“我的”的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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