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国语文法概论(8)

国语文法概论(8)

　　我们看这三个人论“吾我”二字的话，便可想见没有参考文法的苦处。第一，赵德能分出一个“就己而言”的吾，和“因人而言”的我，总可算是读书细心的了。但这个区别实在不够用，试看《庄子》“今者吾丧我”一句，又怎样分别“就己”“因人”呢？若有“主词”“止词”等等文法术语，便没有这种困难了。第二，杨复吉加的按语说“此条分别甚明”，不料他自己举出的四个例便有两个是大错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我”字与上文的几个“我”字完全不同；这个“吾”字和上文的几个“吾”字，又完全不同！倘使当时有了“主格”“受格”“领格”等等术语，等等通则，可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笑话也可以没有了。第三，俞樾解释“予”“朕”“邛”三个字，恰都和赵德的通则相反！这种错误也是因为没育文法学的知识作参考，故虽有俞樾那样的大学者，也弄不清楚这个小小的区别。到了我们的时代，通西文的人多了，这种区别便毫不成困难问题了。我们现在说：

　　“吾”“我”二字，在古代文字中，有三种文法上的区别：

　　（甲）主格用“吾”为常。

　　（例）吾有知乎哉？

　　吾其为东周乎？

　　吾丧我。

　　（乙）领格用“吾”。

　　（例）吾日三省吾身。

　　犹吾大夫崔子也。

　　吾道一以贯之。

　　（丙）受格（止词司词）用“我”。

　　（例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为外动词的“止词”。

　　（例二）有鄙夫问于我。

　　孟孙问孝于我。

　　善为我辞焉。

　　以上为“介词”后的“司词”。

　　这些区别，现在中学堂的学生都懂得了，都不会缠不清楚了。

　　故有了参考比较的文发资料，一个中学堂的学生可以胜过许多旧日的大学问家；反过来说，若没有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俞樾有时候反不如今日的一个中学生！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自然不能不靠这些“参考文法”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天下没有两种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语言自然总有一些与别种语言不相同的特点。但我们决不可因此遂看轻比较研究的重要。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有特点，就菲薄比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出门”的笨伯了！近来有人说，研究中国文法须是“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他说：

　　何谓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除日本文颇有与中国文相近者外）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且各字有平上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其四，字词（《说文》“词，意内言外也”）文位确定。是故如标语（即《马氏文通》论句读编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误，疑当作“卷十，彖一，系七”）所举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意动”“致动”（如“饮马长城窟”之饮，谓之致动；“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谓之意动）等之作成法，如词与语助字之用：皆国文所特有者也。如象字比较级之变化，如名字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非甚必要。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屦，扞格难通，一也；比喻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四也；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五也；举国中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张废灭国文则已；若不主张废灭者，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决不能专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学艺杂志》第二卷第三号，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页五至六）。

　　陈先生这段话是对那“模仿”的文法说的。但他所指的“模仿”的文法既包括《马氏文通》在内（原文页六至人，注六），况且世间决无“一一模仿”的笨文法，故我觉得陈先生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并不曾懂得比较研究的价值，又误把“比较”与“模仿”看作一事，故发这种很近于守旧的议论。他说的“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一句话，和我所主张的比较的研究法，显然处于反对的地位。试间，什么叫做“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呢？从前那种“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真可算是几千年来我们公认的“治国文之道！”又何必谈什么“国文法”呢？到了谈什么“动字”，“象字”，“主语”，“说明语”等等文法学的术语，我们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了，难道这就是“废灭国文”吗？况且，若不从比较的研究下手，若单用“治国文之道治国文”，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什么为“国文所特有”，什么为“西文所特有”呢？陈先生形容那“模仿”文法的流弊，说，“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

　　我请问，难道我们因为有“歧义”，遂连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该用吗？何不大胆采用那“适合”的通则，再加上“歧义”的规定呢？①陈先生又说，“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这句话更奇怪了。“学者自由解释”，便不是“模仿”了，岂不是陈先生所主张的“独立的”文法研究吗？何以这又是一弊呢？

　　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几千年来，真可以算是“独立”了。几千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悟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但“独立”的反面不是“模仿”，是“比较与参考”。比较研究法的大纲，让我重说一遍：

　　遇着困难的文法问题时，我们可寻思别种语言里有没有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

　　若有这种类似的例，我们便可拿他们的通则来帮助解释我们不能解决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们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则。

　　若各例略有不同（陈先生说的“歧义”），我们也可用那些通则来做参考，比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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