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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故学


  ——答毛子水

  ……张君的大病是不解“国故学”的性质,如他说的:

  使国人之治之者尚众,肯推已知而求未知,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

  “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还可说得过去。“使之……应时势之需”,便是大错,便是完全不懂“国故学”的性质。“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

  你驳他论“声韵学”一段,很是。自顾亭林以来至于今日,声韵学的成绩只是一部不曾完全的“古音变迁史”。请问知道“古无轻唇音”一条通例,于“将来之声音究竟如何”一个大问题有何帮助?难道我们就可以推知现在所剩的重唇音将来都会变成轻唇音吗?

  但是你的主张,也有一点太偏了的地方。如说:

  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

  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你以为何如?

  还有一层意思,你不曾发挥得尽致。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是“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这种说法,似乎更动听一点,你以为何如?

  我前夜把《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做完寄出。这文的本意,是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方法“不自觉”,最容易有弊。如科学方法最浅最要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Negative instances or exceptions)。顾亭林讲《易》音,把《革》传“炳,蔚,君”三字轻轻放过不题,《未济》传“极,正”二字,亦然。这便不是好汉。钱大昕把这两个例外也寻出“韵”来,方才使顾氏的通例无有否定的例。若我们有自觉的方法,处处存心防弊,岂不更圆满吗?

  八年八月十六日

  (原载1919年10月30日《新潮》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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