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新诗(2)

谈新诗(2)

　　以上举的几个例，都可以表示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之进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的诗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又有几篇很好的长短句，如“坎坎发檀兮”、“园有桃”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Ballad）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

　　若不经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词虽然格调很严格，已比五七言诗自然的多了。如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这已不是诗体所能做得到的了。试看晃补之的《蓦山溪》：

　　……愁来不醉，不醉奈愁何？
　　汝南周，东阳沈，
　　劝我如何醉？

　　这种曲折的神气，决不是五七言诗能写得出的。又如辛稼轩的《水龙吟》：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
　　无人会，登临意。

　　这种语气也决不是五七言的诗体能做得出的。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字套数之类。但是词曲无论如何解放，终究有一个根本的大拘束；词曲的发生是和音乐合并的，后来虽有可歌的词，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终不能脱离“调子”而独立，始终不能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制。

　　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都是如此的。

　　3

　　上文我说新体诗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不过加上了一种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这种议论很可以从现有的新体诗里寻出许多证据。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例如他的《人力车夫》（《新青年》四，一）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
　　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稍读古诗的人都能看出这首诗是得力于“孤儿行”一类的古乐府的。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例如前年做的《鸽子》：（《尝试集》二，二七）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就是今年做诗，也还有带着词调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的第二段：

　　你还记得，我们暂别又相逢，正是赫贞春好？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暗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

　　懂得词的人，一定可以看出这四长句用的是四种词调里的句法。这首诗的第三段便不同了：

　　这回久别再相逢，便又送你归去，未免太匆匆！
　　多亏得天意多留你两日，使我做得诗成相送。
　　万一这首诗赶得上远行人，
　　多替我说声“老任珍重珍重！”

　　这一段便是纯粹新体诗。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举，且引最近一期的《少年中国》（第二期）里周无君的《过印度洋》：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
　　怕回头，怕回头，
　　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
　　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这首诗很可表示这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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