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追答李濂镗君

追答李濂镗君

　　李濂镗君的通信登在三卷二号，那期报寄到美国时，我已离开纽约，故不曾见着。今见张先生提起此信，我方才找出李君的原信，细读一遍。李君说Metonymy似典故，Antithesis似对仗，似不甚确。Antithesis固含有对峙之意，然与吾国的“对仗”略有不同。如《尹文子》说，“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人与法相对峙。又如《三国志》上“既生瑜，何生亮”：瑜与亮相对峙。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与成，人与天，皆相对峙。此类之句法，在西文名为Antithesis。此种句法，本是语言的自然表示，中西多有的，并不是平对仄，仄对平的对仗；也不是勉强拉拢的对仗；更不是全篇到底的骈文长律。

　　Metonymy有广狭两义，译义均为“代文”。广义之“代文”，包一切用此字代彼字之作用。如说“某人能写一笔好北魏”，其实是说“北魏碑体的字”。又如说，“前日上书左右，不知执事将何以教之？”“左右”与“执事”均是“代文”。又如说，“明日午刻洁樽候驾”。不说备酒肴，却用“洁樽”；不说请你来，却说“候驾”。这都是“代文”的广义。Metonymy的狭义与Synecdoche同意。此亦是“代文”，但限于用一部分代全体或用全体代一部分。

　　例如“过尽千帆皆不是”，千帆代千只船，是一部分代全体。又如“老母春秋已高”，春秋是两季之名，用来代年岁，也是一部分代全体。又如说“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明说“女子”，却只说女子的“红巾翠袖”，这也是用一部分代全体。又如“美人”二字，“人”是类名，却用来单指女子；又如朝日与落日，都是“斜阳”，但我们偏说落日是斜阳：这都是用类名来代个体事物，即是用全体代一部分了。此类用法，都可名为Metonymy或Synecdoche。这是用“套语”，不是用典。

　　大多数“套语”之初起时，本是很合美学的原理的。文学的美感有一条极重要的规律曰：说得越具体越好，说得越抽象越不好。更进一层说：凡全称名辞都是抽象的；凡个体事物都是具体的。故说“美人”，是抽象的，不能发生明了浓丽的想像。若说“红巾翠袖”，便是具体的，便可引起一种具体的影像。又如说“少年”，是抽象的；若说“衫青鬓绿”，便是具体的，便可引起浓丽明了的影像了。这是大多数“套语”所以发生的原由。

　　但是“套语”初起时，本全靠他们那种引起具体影像的能力。后来成了烂调的套语，便失了这种能力，与抽象的全称名词没有分别了。况且时代变迁：一时代的套语过了一二百年便不能适用。如宋人可用“江巾翠袖”代表美人，今世的女子若穿戴着红巾翠袖，便成笑柄了！又如古代少年可说“衫青鬓绿”。后来“绿”字所表的颜色渐渐由深绿变成没绿，我们久已不说头发是“绿”的，我们的少年也不穿青衫，都穿起浅色的衫子来了！所以我所说文学改良的八事中有“不用套语”一条，正是为了这个道理。

　　西洋的“古典”文学中也有用典的。在英文名为Allusions，分神话典，故事典，时事典各类，但用的很少；即在Milton与Pope之诗中尚不多见。十九世纪以后的诗，典故更是绝无而仅有的了。

　　以上答张君与李君所提出之两事。

　　李君原信有云：“文学家之用典用对仗，犹药品之用毒物，妇人之用脂粉。庸医用毒，诚能杀人；无盐涂脂，诚能益丑。然毒物用于良医，不立能愈奇疾奏肤功耶？脂粉施于西施，不更可艳如花美如神耶？”我以为良医决不靠毒物医病。药能医病时即非毒物，因此病非此药不能医也。用典则不然。用典的人只是懒于自己措词造语，故用典来含混过去。天下有不可代之毒物，无不可代之典，故不能相比也。至于美人，终以不施脂粉为贵。凡用脂粉者，皆本不美而强欲装美，适成为花脸之“花”，与牛鬼蛇神之“神”耳！

　　民国七年十月

　　（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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