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

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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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乡黄觉僧君近有《折衷的文学革新论》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今节抄一段于下：

　　吾邑胡适之先生前年自美归国，与《新青年》杂志社诸先生共张文学革命之帜，推倒众说，另辟新基，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愚亦素主张文学革新之说者。在胡先生等未提倡文学革命以前，即本斯旨编辑师范学校国文读本一部。虽所选材料，与胡先生等所主张者容有出入，而其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骈俪的，贵族的，浮泛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则大概趋于一致。诚以生今之世，学古之文，其弊甚多：（一）不适于教育国民之用。（二）不适于说明科学。（三）不能使言文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四）不适于传布新思想。

　　吾师胡子承先生尝论之曰，“文学为物，不过一种符号，……其所以求达于文之目的，固在讲道明理及通彼此之意，非蕲其文之能工也”。又曰，“吾国学子兀兀穷年，徒劳精疲神于为文，……罕能观书为文，以致各种学术与技能皆无从为学理之研究”。明乎此，彼倡反对文学革新之国粹论者，诚所谓无理取闹，直盲目的国粹说耳。

　　虽然，胡先生等所倡之说，亦不无偏激之处，足贻反对者以口实，愚今请以折衷之说进。

　　（一）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革新文学之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在能通俗，使妇女听之，童子读之，都能了解耳。既以使人人能了解为主，则文之不易懂者代以俗字俗语而意已明（此本胡先生初主张“不避俗字俗语”之说，愚谓较今说为得中），又何取乎白话为？使新文学纯用白话，则各地方言不同，既不可以方言入文；若曰学习，则学“么”、“呢”……等字，恐较学“之”、“乎”……等字为难，更何贵乎更张乎？其次，文学改革固当以一般社会为前提。然文之中有所谓应用的美术的二种。即以欧人之文学言，亦复如是。是美术文之趋势如何，无讨论之必要。何者？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文体真相之人，与一般社会无甚关系。愚意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文可以并行，以间执反对者之口。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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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僧君鉴：

　　……足下论句读符号的一段，我已在别处回答了。如今单说“不主张纯用白话”一段。

　　这个问题，我已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详细说过。我们主张用白话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足下若细读此篇，便知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在能通俗，使妇女童子都能了解”。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一种说得出，听得懂的国语，非把现在最通行的白话文用来作文学不可。我们以为先须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方才可以算是有一种国语了。

　　现在各处师范学校和别种学校也有教授国语的，但教授的成绩可算得是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都只为没有国语的文学，故教授国语没有材料可用。没有文学的材料，故国语班上课时，先生说，“这是一头牛”，国语班的学生也跟着说，“这是一头牛”；先生说，“砍了你的脑袋儿！”那些学生也跟着说，“砍了你的脑袋儿！”这种国语教授法，就教了一百年，也不会有成效的。——所以我们主张文学革新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中国有一种国语的文学；是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做诗，作文，著书，演说。因为如此，所以要纯用白话。这是答足下“又何取乎白话”一段。

　　至于“方言不同”一层更不足为反对白话的根据。因为方言不同，所以更不能不提倡一种最通行的国语，以为将来“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用足下语）的预备。

　　足下又说“既不可以方言入文”。这也不足为病。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字，我所知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出这个意思。这五个字将来便有入国语的价值，便有入文学的价值。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新青年》四卷四号之《老洛伯》便是苏格兰文学的一种）。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但是这个现在还不成问题，故不必多谈了。

　　足下又说：“美术文之趋势如何，无讨论之必要。何者？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文体真相之人，与社会无甚关系。”这话我极反对。其实足下自己也该极力反对这种议论。因为足下上文说足下的“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贵族的，骈俪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如果美术文的趋势只操纵于“文学程度已高，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岂不还是一种“艰深的，……贵族的”文学吗？我们以为文学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绝对的没有造作文学的资格。

　　外面有许多人误会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既提倡白话文学，定然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于是有许多人便以为我们竟要把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都抛弃了。细看足下此文，好像也有这个意思，故说“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这都由于大家把题目弄混了，故说不清楚。现在中国人是否该用白话做文学，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学堂里是否该用国语作教科书，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用了国语做教科书，古文的文学应该占一个什么地位，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是否该研究中国的旧文学，这另是一个问题。我们对于这几个问题的主张，是：

　　（一）现在的中国人应该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不该用已死了的文言做文学。

　　（二）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

　　（三）国民学校全习国语，不用“古文”（“古文”指说不出听不懂的死文字）。

　　（四）高等小学除国语读本之外，另加一两点钟的“古文”。

　　（五）中学堂“古文”与“国语”平等。但除“古文”一科外，别的教科书都用国语的。

　　（六）大学中，“古文的文学”成为专科，与欧、美大学的“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占同等的地位。

　　（七）古文文学的研究，是专门学者的事业。但须认定“古文文学”不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小部分，不是文学正宗，也不该阻碍国语文学的发展。

　　这几条都是极重要的问题，愿与国中有识之士仔细研究讨论之。

　　胡适八月十四

　　（原载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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