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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7)


  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写出的中国文学史观(见上文引的四月五日日记),稍稍加上一点后来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篇末还说: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还有点怀疑(《新青年》二卷二号。其时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也说“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文耳”。见《新青年》二卷四号)。但他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二卷五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独秀之外,最初赞成我的主张的,有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号通信;又三卷一号通信)。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文学改良刍议》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先生,信内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号)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四十自述》的一章。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夜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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