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福建的大变局

福建的大变局

　　11月20日，福州忽然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出现，通过了一种“人民权利宣言”，并且一致议决了建立一个“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就在那天晚上成立了，定名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旗也有了，是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的；政府的组织是先设军事，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和财政外交两部，政府委员十一人，主席是李济深，委员中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陈友仁诸人，他们的宣言和通电的要点是（一）否认南京的政府，（二）打倒国民党的系统，（三）建立生产人民政权。现在李济深、陈铭枢诸人都已通电脱离国民党了；福建的国民党各级党部也都解散了，新政府通令各机关，把中山遗像和遗嘱都撤废了。据报纸所载，20日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黄琪翔也通电脱离“第三党”。这个运动的领袖至今好像还没有宣布什么特别政党的组织。

　　陈铭枢、李济深诸人21日联名发电给广东广西的胡汉民诸人，电文中的大意又好像是说这个革命运动是专为讨伐蒋介石的！前日报载两广领袖的复电，对于“讨蒋”虽然表示赞成，对于“脱离国民党，废止党国旗，内结共党，外亲日本，声称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则认为“尽丧所守”，“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福建的变局，是这四五个月来留心时局的人都料到要爆发的。但爆发成一个完全反对国民党的局面，这却是很少人能预料到的。道路遥远，报告不完全，我们很难知道这个运动怎样演变成11月20日以后的形势。但我们研究三四个月以前陈铭枢、蒋光鼐运动粤桂领袖的情形，参较近日骤变的局面，我们可以想像最近的急骤变化也许不是陈蒋诸人的本意；他们的本意只是不满于南京，不满于蒋介石而已。在那个立场上，他们才可以期望广东与广西的一部分领袖的赞助。但野火是易放而难收的。十九路军原来出于第四军，其中本含有很激烈的左倾分子；而十九路军的新将领中又有翁照垣一类的显然反对国民党的右倾分子。

　　我们猜想，在那些高级首领还在奔走酝酿的时期，中下级军人早已有一种更急进的有力联合了。11月20日的变局，从报纸上的记载看来，颇像是一种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陈铭枢并不曾到场，而大会上最有力的指挥者却是前第四军长黄琪翔。人民权利的宣言是黄琪翔宣读的。闽皖代表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案，黄琪翔即宣称“大会决定无条件的接受此项提案”。这提案当然无条件的一致通过了。于是翁照垣、丘国珍即展开他们准备好的五角黄星旗，这就成为新政府的新国旗了（参考11月26日《大公报》的“福州通信”）。

　　依我们的推论，陈铭枢、蔡廷锴诸人岂不知道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诸人是不能在这个反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和他们合作的。然而此次闽变竟然成为反党（或者甚至于联共）的革命，这里面的消息颇值得寻味。最近情理的解释似乎是这样的：高级领袖也许还在做反蒋护党的梦，中下级军人已暗中结合决心做反国民党的革命了；持重的领袖也许还想与粤桂合作，而急进派已准备不要粤桂的合作了；两栖的陈济棠本来是他们要打倒的，那无实力的胡汉民也用不着了。在这种最后决心之上，闽变就忽然成了一个根本推翻国民党的运动。最持重的如蔡廷锴等，也就像辛亥革命时躲在床下的黎元洪，不能不被拥戴做那人民革命军的新领袖了。

　　如果这种揣测是不大错的，那么，今日的闽变已超出了陈铭枢、蔡廷锴诸人的原来意向，所以由“反蒋”变为“反国民党”了。此种变化，只是群众心理的寻常现象，毫不足奇怪。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的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一个前清翰林，妄想领导群众，就这样被群众牵了走。世界多少英雄好汉，几个能逃出那种“拍花”的迷惑！今日的闽中局面，还只是唱当年克伦斯基的二月革命的老戏。将来越走越远，也许有揭开面幕，老实参加共产革命运动的一日。到那时候，——也许等不到那时候，——今日七拼八凑的聚义群雄，其中也许又有人回过头来，做当年的李济深，做当年的蒋介石，清共的清共，护党（自然不止国民党）的护党，戏又唱回到民国十六年的老腔调了。——然而国家与人民受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无限损失，是永没有赔偿的了！

　　我们对于闽事，就现有的不充分的材料看来，只能作如此的观察。如果此种观察能得着事实的证实，那么，这一回的闽变只是一群“同床异梦”的军人政客，用骤然的手段，临时凑合成的一个反国民党的革命局面。我们检查11月20日到场的“人民代表”名单，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我们平时认识或知道的人。我们觉得他们这回的举动是深可惋惜的。“取消党治”何尝不是一个很动听的名词？“保障人权”又何尝不是我们平日主张的？但我们要记得：六七月间冯玉祥、方振武所揭起的“抗日救国”，那岂不是更能号召人心的旗子？何以那样时髦的旗子不能得到全国的响应呢？岂不是因为一班人的心理总觉得，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危害国家是不会得着大多数人的同情的。我的朋友蒋廷黻先生在7月间说过一段很沉痛的话：

　　现在的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我们连国都没有，谈不到竞争，更谈不到胜利，我们目前的准备，很明显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设一个国家起来。别的等到将来再说。（本刊五十九期，页六）

　　这几句话最可以代表大多数爱国的人心里要说的话。大家岂不愿意抗日救国？但他们心坎里明白：必须先有个国家，然可以讲抗日救国。挂了“抗日救国”的招牌，事实上却是要使一个无力的政府更无力，要使一个不团结的国家更分裂：这就是人人都看得透的“挂羊头，卖狗肉”了。

　　今日之事，正与察哈尔事件相同，多数有心人虽然常常感觉许多事实不能满意，他们总不免有一个同样的感想：必须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今日最足以妨害国家的生存的，莫过于内战；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的英名，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荣誉的事。我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旅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洗衣铺子或杂碎馆子，总看见壁上挂着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三位的相片。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一般人对于贤者，求全责备之心自然更大。枪口向外的热血换来的英名，一旦枪口转向内时，都会化作飞灰而散尽。这是我们最感觉十分惋惜的。

　　二十二，十一，二十七夜

　　（原载1933年12月3日《独立评论》第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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