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

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

　　自从华北停战以后，国内国外都有一种揣测，说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根本改变了，改变的方向是抛弃欧美的路，重叩日本的门。外长罗文干的辞职，汪精卫的暂代外交，唐有壬的外部次长，黄郛的回任，华北的中日合作剿匪，以至近日喧传的接收长城各口，长城设税关，北宁路通车出关，通邮问题，——这些事都帮助造成国内外的风说。日本的方面自然尽力宣传中日两国有接近的可能。日本用威吓和利诱两种方式来促进他们所谓中日的接近。威吓如东京对宋子文的国联技术合作计划的警告，利诱如长城各口的退出，如通车设关的引诱。最近财长宋子文辞职，西洋文的报纸的议论都说这是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有关系的。他们自然疑心宋子文的辞职是日本的胜利。后来宋子文继续担任全国经济会议的常委，并且负责办公了，此种猜疑稍稍减除了一点。然而华北外交的喧传，冈村与有吉的往来，都还使国内外的人对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不免有很大的疑虑。

　　我们深信今日当国的人没有一个敢抛弃“不承认满洲伪国”的主张的。但同时我们也感觉政府好像没有何种积极的外交政策或方针，只有一种消极的招架应付。因为国内国外的人只看见那枝枝节节的应付，而不看见什么积极的政策，所以有种种揣测。这种现象只是一种飘泊，随波逐流的混日子。在这个严重的世界局势里，这样的飘泊是很危险的。诗人陆放翁曾有这样的警告：

　　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
　　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

　　今日的外交，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岂可让他随波逐流的飘泊？人说“弱国无外交”，这是大错。因为国弱，所以更需要外交。外交不仅是应付目前，是要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认清国际的趋势，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努力增加朋友，减除敌人。现在的飘泊的局面里，朋友和敌人竟缠不清了。在华北和我们“合作”剿匪的，是朋友呢？是敌人呢？在日内瓦发出通告请各国政府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是朋友呢？是敌人呢？如果前者是朋友，那么，后者的举动使我们不得自由承认伪国，岂不成了我们的敌人了吗？

　　我们承认华北有许多问题都是不能不应付的；我们也承认：政府若在不承认伪国的基本条件之下做到一些局部问题的解决，也许是可以得着国民与世界的谅解的。我们所虑的是，政府与国民只顾得应付日本，敷衍日本，而忘了我们在世界局势里的地位与责任。对付华北的局面，不过是外交问题的一个部分，决不是外交的全部。日本之外还有苏俄，还有欧美，还有个整个的世界。目前的局部问题之外，还有个中国整个问题，还有个国家民族要在世间抬头见人等问题，还有个中国的前途的问题。

　　我们一班朋友在这一年之内，曾屡次说过：中国目前外交的方针应当是：不可放弃国联与国际，也不必与日本冲突或决裂（本刊六十六号，君衡的《中央外交方针如何转变》）。现在的情形好像是只想做到不同日本冲突就可以过日子了，而不复顾到那国联与国际的一条路。一些无远虑的人的心理只觉得，国联与国际既然无力制裁日本，我们又何必去拉拢他们呢？况且日本曾屡次表示反对中国勾结欧美国联的外交，我们既要避免对日本的冲突，何必又去挑日本的恶感呢？——这种心理最足以害事误国。日本军阀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把整个的中国做他们的保护国，他们也不会满足的。一个国家的生存自不能依靠一个狼贪虎噬的强邻，何况这个强邻的横暴行为又正在替他自己树立四围的仇敌，替他自己掘坟墓呢？

　　无论在平时或在急难时，中国的外交必须顾到四条路线：一是日本，二是苏俄，三是美国，四是国联（代表西欧和英帝国）。最上策是全顾到这四线；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顾到四线中的三线。民国十五六年的外交，鲍洛廷的本意还是近交远攻，专攻英帝国，而一面亲俄，一面敷衍日本而忽略美国。但野火易放而难收，后来竟成了一个“只有敌人而无与国”的孤立局面。民国十八年以后，世界经济萧条，欧美自顾不暇，不能过问远东的形势了。

　　我们自己还不觉悟这个孤立局面的危险，以为英帝国尚可软化，何况其他国家。九一八事变之初，世界各大国都没有中国的公使，只剩个施肇基在日内瓦唱独脚戏！政府里也只有一个宋子文在北极阁上支撑那危迫的局面！两年以来，外交方面的成绩在于抓住了国联与美国两线，后来又修复了苏俄的一线。在事实上虽然没有多大的挽救，但在精神上却可说是有了很大的成功，就是使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大问题，使中国得着世界的文明国家的道德的援助，使我们的敌人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道德贬议之下的罪人。这虽然是日本军人努力暴行的结果，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宋子文、罗文干以及施、颜、顾、郭诸位先生奋斗的成绩。

　　但这两年的外交成绩是很可以在短时期中消灭的。世界对我们表同情，我们自己总要值得人家的同情才好。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决不能在我们的强邻手下讨生活；即使那位强邻真肯让我们过日子，那种日子也不是好过的日子。我们的将来又决不能全靠我们自己的武力，因为时间太晚了，无论如何我们总赶不上武力立国的路了。我们的将来必须倚靠一个比较近于人类理性的国际组织，使强者不轻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头讲理，安稳过活。我们的强邻的暴行，使这种理想境界要展迟出现多少年。但我们不能不认清楚，这个理想境界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也许日本的暴行更可以促进它的实现。因为那强暴的“王道”、“皇道”如果永久胜利下去，不但我们没有好日子过，这世界也没有好日子过！我们不看见国联的许多小国家的义愤吗？我们不看见美国与国联的合作吗？我们不看见最近苏俄与美国的携手吗？

　　我们对于这个将来的近于理想的世界，虽然不能太乐观，但也不可不抱着一点信心。我们要彻底明白：我们的将来固然不能倚靠那几只往来青岛广州到处寻娘讨奶吃的海军旧舰，也不能完全倚靠蒋介石、陈铭枢诸公造成的陆军空军。从今天起，五年十年之内，我们能造几只战斗舰？能造多少飞机潜艇？能赶上谁呢？我们的将来，无疑的，必须倚靠一个可以使丹麦、瑞士和英吉利、法兰西同时生存的世界组织。我们必须有这种信心，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君衡先生在本刊里（六十六号）曾说：“向国联和国际求可能的援助，对日本求必要的谅解。”其实日本是不会谅解我们的。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交结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

　　近几个月来，日俄的形势紧张，所以世界战争的预测常出现在一般报章的社论里。但我们知道美国和苏俄都是不愿战的。两年以来，苏俄的忍耐不和日本决裂，是近年国际史上一件大成绩，无怪有人要主张把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金送给李维诺夫了。此次美俄国交的恢复，换文上郑重声明“我两民族为彼等相互之利益以及全世界和平之保持，将合作到底”。这不全是官样的文章。这两个大国的携手，在全世界和平的保持上，确有很大的权力；因为这两个国家各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互相用精神上的援助来维持和平。应该可以使野心的军阀国家稍稍敛戢他的暴行。如果日本的浪人不闯出惊人的事件，世界战争的爆发也许真可以展缓一两年。美国在对俄复交之前，已宣布久驻太平洋的海军明年将回航到大西洋去：这也是罗斯福总统的维持和平的表示。

　　两年前日本军阀窥见世界各大国的无法合作，又无力顾及远东，所以大胆发难，不惜撕破一切国际间和平的保障，不惜挑动全世界的敌视。今日世界的形势已大变了。美国与国联已几次合作了。两年来日本的无敌的经济侵略——对英国纺织业商场的攘夺，对法国与意国的丝绸业商场的竞争，——使得各国无不寒心。国联的会员国最近对日本一致敌视，已是不可讳的事实了。世界外交网的最后一个漏洞，美国与苏俄的不合作，直到昨日始修补完好。

　　两年前日本军阀所认为千载一时的国际弱点，现在已大不同了。我们不能断言太平洋上的战祸可以完全避免，但我们可以预料今后的国际外交必将有重大的新发展。苏俄的国际理想主张与新大陆的国际理想主义，加上国联的国际理想主义，这三大集团的结合，应该可以有一种有力的国际和平的主义出现。这种理想的形成，如果可以不流血而有效，那是人类的大幸福。如果此种理想必经过一次大牺牲才可实现，那是人类的愚蠢所招致，虽深可惋惜，然其结果也许可以真做到十五六年前的哲人梦想的“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境界。

　　在这类急骤的重大的国际变局里，我们不可不早日考虑决定我们的外交方针。

　　1933，11，20

　　（原载于1933年11月26日《独立评论》第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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