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墨家哲学(14)

墨家哲学(14)

　　以上所说，为公孙龙一班人的知识论。知识须有三个主要部分；一方面是物，一方面是感觉认识的心神，两方面的关系，发生物指与感觉，在物为“指”，在心为“知”（此知是《经上》“知，接也”之知），其实是一事。这三部分之中，最重要的，还只是知物的心神。一切物指，一切区别同异，若没有心神，便都不能知道了。

　　九、第四，论名有了“物指”，然后有“名”。一物的名乃是代表这物一切物指的符号。如“火”代表火的一切性质，“梅兰芳”代表梅兰芳的一切状态性质。有了正确的“名”，便可由名知物，不须时时处处直接见物了。如我说“平行线”，听者便知是何物。故“正名”一件事，于知识思想上极为重要。古代哲学家，自孔子到荀子，都极注重“正名”，都因此故。《公孙龙子》有《名实论》，中说道：

　　……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唯，应也）。谓彼而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如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

　　这段说“正名”极明白。《荀子·正名》篇说名未制定之时，有“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的大害。上文（4）条说“犬可以为羊”，又（19）条说“白狗黑”，是说犬羊黑白，都系人定的名字。当名约未定之时，呼犬为羊，称白为黑，都无不可。这就是“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就是《公孙龙子》所说“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了。

　　若有了公认正确的名，自然没有这种困难。（20）条说“孤驹未尝有母”，《列子》作“孤犊未尝未母”。魏牟解说道：“有母非孤犊也”。这是说“孤犊”一名，专指无母之犊。犊有母时，不得称孤；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了。这便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一切正确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

　　十、结论以上说公孙龙及“辩者”二十一事完了。这班人的学说，以为一切区别同异，都起于主观的分别，都非绝对的。但在知识思想上，这种区别同异却不可无有。若没有这些分别同异的“物指”，便不能有知识了。故这些区别同异，虽非实有，虽非绝对的，却不可细为辨别，要使“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有了正确之“名”，知识学术才可有进步。

　　公孙龙一班人的学说，大旨虽然与惠施相同，但惠施的学说归到一种“泛爱万物”的人生哲学，这班人的学说归到一种“正名”的名学。这是他们的区别。但公孙龙到处劝人“偃兵”，大概也是信兼爱非攻的人，可知他终是墨家一派。

　　（附言）鄙人两年来所作论公孙龙之文先后凡四次。每次都大有更动。此为最近改作之稿，亦不敢谓为定论，但觉此善于彼耳，所望国中学者，更有以匡正之。

　　§十一、墨学结论

　　我们已讲了墨学的两派：一是宗教的墨学，一是科学—哲学的墨学。如今且讲墨学的灭亡和所以灭亡的原因。

　　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当民国前2144年。到司马迁做《史记》时（民国前2001年），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销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个字。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销灭得这样神速呢？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悬揣下列的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学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参看荀子攻击墨家之语，及《孔丛子·诘墨》篇）。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其实墨学在战国末年，已有衰亡之象。那时战争最烈，各国政府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管子》（是战国末年的伪书）《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又《立政九败解》说：

　　人君唯毋（唯毋二字合成一语辞，有唯字义。说详《读书杂志》）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语略同《兼爱上》）。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

　　又《韩非子·五蠹》篇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都是指墨家说的。可见那时墨学不但不见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这也是墨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别墨惠施、公孙龙一般人，有极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如《韩非子·五蠹》篇说：

　　且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又《吕氏春秋》说：公孙龙与孔穿论“臧三耳”（本作藏三牙，今据《孔丛子》正），明日，孔穿对平原君说：

　　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得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

　　又《韩非子·问辩》篇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是以……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这都是说别墨与公孙龙一般人的论辩，太“微妙”了，不能应用。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不但可见墨学灭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见狭义的功用主义的流弊了。

　　（本文为1918年3月24、31日，4月7、14日胡适在北京西城区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的演讲，1918年8月10日北京大学学术演讲会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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