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墨子·小取》篇新诂(2)

《墨子·小取》篇新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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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此第二节，论辩之七法。今分释之。

　　（1）“或也者，不尽也。”《经上》云，“尽，莫不然也。”《经说》曰，“尽，俱止。”所立辞为众所共认，则无复辩论之必要。“或”即古域字，域于一方，故为不尽。立辞而不能使人“莫不然”，则辩说生矣。《易·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疑则有辩争之必要。故《经说下》云，“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吾昔以“或”为有待的论断，例如“此或为牛或为非牛，今此是犬，故非牛也。”今细审之，似未必作如此解，故但以为辩说之所由起，而不认为辩之一法。

　　（2）“假也者，今不然也。”假即假设。毕沅云，“假设是，尚未行”，是也。《经下》云，“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曰，“假，必非也，而后假。”据此则本文所谓“假”，似非今所谓Hypothesis，乃是依据一虚拟之条件而想像其结果之论断（Argument by supposition）。例如宋人词“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此项虚设之条件乃是无中生有之妄想，故云“假必悖，说在不然”。

　　（3）“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欲明此段，须知效，法，故，三字皆墨家名学之术语。说文，“法，象也。”《荀子·不苟》篇注，“法，效也。”效字有象法之义。《经上》云，“法，所若而然也。”《经说》曰，“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凡仿效此物而能成类此之物，则所效者为“法”，而仿效所成之物为“效”，《墨辩》谓之“佴”。《经上》云，“佴，民若法也”；佴即今所谓副本。譬之为圆，或以意象中之圆，或以作圆之规，或以已成之圆，皆可为为圆之法。法定，则效此法者皆成圆形。

　　“故中效”之故字，不可作“是故”解。此即上文“以说出故”之故字。故即是成事之原因，立论之理由。《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故曰“所得而后成。”欲知所出之故是否为真故，是否为“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之故，莫如用此“故”作“法”，观其是否“中效”。“中效”者，谓效之而亦然也。能证明其为“所若而然”之法，然后知其即是“所得而后成”之故。故曰，“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此所谓“效”，即今人所谓演绎的论证。演绎之根本学理曰，“凡一类所同具者，亦必为此类中各个体所皆具。”《经下》云，“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经说》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此言同法者必尽相类。此即演绎论理之根据。以同法者必同类，故“效”之为用，但观所为之“法”是否能生同类之结果，即知其是否为正确之故。例如云：

　　此是圆形。可以故？

　　以其“一中同长”故。（用《经上》语）

　　但观凡“一中同长”者是否皆圆形，即知“故”之是非。又如云：

　　此是圆形。何以故？

　　以其为“规写交”而成故。（用《经说上》语）

　　但观“规写交”是否能成圆形，即知“故”之是非。此之谓效。

　　试以印度因明学之“三支”比之。如云：

　　此所谓“因”，即墨家所谓“故”。因明学最重因，故“因明”为明因之学。其喻体喻依两步即是观“因”是否含有“遍是宗法”之性而已；即是观“故”是否中效而已。“喻体”即是说依“因”做去定可生与“宗”同类之效果。“喻依”即是举出一个与宗同类之事物作例。

　　希腊之“三段”法与此亦相类。其式曰：

　　（1）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大前提）

　　（2）声是所作。…………………………………………（小前提）

　　（3）故声是无常。…………………………………………（结语）

　　希腊“三段”法之“小前提”即是本文所说之“故”。惟此处先举大前提，次举小前提，最后始举结语，故其间层次不易见耳。试以“三段”法与印度古代之“五分作法”比较观之，则可知“三段法”之小前提与“三支”之因及墨家之故，正同一作用耳。五分作法之式如下：

　　（1）此山有火。………………………………………………（宗）

　　（2）因有烟故。………………………………………………（因）

　　（3）有烟之所有火，如灶等处。……………………………（喻）

　　（4）此山有烟。………………………………………………（合）

　　（5）故此山有火。……………………………………………（结）

　　三段法只是五分法之末三分，其实与三支相同也。

　　近人如章太炎以为墨家之论证亦具三支（《国故论衡》下，《原名篇》）。其说以《经说上》之“大故”、“小故”为大小前提。吾尝辩其非矣（《墨辩新诂》上，一；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篇八，章三）。其实墨家论辩之有无三支，本不成问题。盖墨家之名学本非法式的论理也。若夫三支之基本学理则固《墨辩》所具备矣。

　　（4）“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王念孙云，“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墨子》书通以也为他，说见《备城门》篇。”王说是也。毕沅删去第二也字，非也。《说文》“譬，谕也。”今引《说苑》一则如下：

　　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忧何若？应之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

　　王曰，“未谕也。”

　　“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王曰，“可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此节释譬与本文互相发明。

　　（5）“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法。然亦有区别。辟是以此物说明彼物，侔是以此辞比较彼辞。例如公孙龙谓孔穿曰：

　　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此即是比辞而俱行。

　　（6）“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此即名学书所谓“类推”（Analogy）。援之法乃由此一事推知彼一事，由此一物推知彼一物。例如《墨辩》云，“辩，争彼也”，吾校云，彼当为佊之误，《广韵》引《论语》“子西佊哉，”今本《论语》作“彼哉”，可见佊字易误为彼。吾此校之根据乃是一种援例的论证；吾意若曰，《论语》之佊字可误为彼，则又安知《墨辩》之彼字非佊字之误耶？

　　辟，侔，援三者同是由个体事物推到个体事物。然其间有根本区别。辟与侔仅用已知之事物说明他事物。此他事物在听者虽为未知，而在设譬之人则为已知。故此两法实不能发明新知识，但可以使人了解我所已知之事物耳。援之法则由已知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苟用之得其道，其效乃等于归纳法。

　　（7）“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

　　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谓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已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已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例如本篇前有“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之文，“也物”之也字与他字同。因此推知“也者同也”及“也者异也”之上二也字亦与他字同。如此推论犹是“援”之法，以其由个体推知个体也。然王念孙云，“《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云“通以也为他”，则是由个体推知通则矣。如此推论始名为“推”，始名为归纳。

　　又如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因举“匍匍亦作扶服，又作扶伏”，“扶古读酺，转为蟠”，“伏羲古亦作庖牺”，“古音负如背”，“古读佛如弼”……等例为证。其所举例不过数十条，而可下“古无轻唇音”之全称判断者，则以其所未取之诸轻唇音为同于其所已取之“扶服”、“负”、“佛”……诸例，古亦皆读为重唇音耳（看《墨家哲学》页五十七至六十）。此项论证，皆合“推”之法。

　　“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两句旧说皆不得其解。“他者同也”，是说其所未取之其他诸例与其所已取之诸例相同。吾若无正确之例外，则必不能说其他诸例不与此诸例相同也。吾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则不能说钱大昕所举数十例之外其他诸轻唇音字古不读重唇音也。

　　以上释第二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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