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五独立评论

十五独立评论(1)

　　（1932—1935）

　　我记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滨，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转交的信，信中大意说，国内党争正烈，我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他劝我千万不可放过这个可以多多观察日本的机会。

　　我很赞成在君的意见。但我不通日本话，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

　　在君的预言——“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在四年半之后完全证实了！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军人在沈阳的暴行果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命运。

　　在蒋孟邻先生领导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开学的。开学后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沈阳的事变。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知道昨夜十点钟，日本军队炮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没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记有这一条：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

　　在君在四年之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章里，有这一段记载：

　　……二十年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我引这两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个时期对于当前的局势的看法。

　　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因为刚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为几个朋友的热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对了。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参加讨论的聚餐，他们始终不赞成办刊物，后来都没有加入独立评论社。在君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了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出版。后来因为我割治一个溃了的盲肠，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们积了近五个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独立评论》（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后，捐款仍继续。后来刊物销路增加了，捐款减到千分之二五。《独立》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这都是在君的主张，为的是要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原来的社员只有十一人，捐款总数为四千二百零五元。这个数字小的可怜，但在那个我后来称为“Pamphleteering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这点钱已很够使我们那个刊物完全独立了。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并不想靠稿费吃饭养家，所以不但社员撰文不取稿费，外来的稿子也是因为作者愿意借我们的刊物发表他们要说的话，也都不取稿费。《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所以我叫这个时代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国内，有许多朋友劝我恢复《独立评论》。我说：“不可能了。那个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货币价值天天变动，文人个个穷到等米下锅，写文章是为卖文吃饭的，所以篇篇文章须出稿费。况且排字工资太贵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费还多！我们无法子可以再办一个真正‘独立’的刊物了。”

　　《独立评论》第一号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们这个小刊物的旨趣：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来的《独立评论》社员有十一人。因为有两三位是平素不写文字的，所以《引言》里只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征调去服务了，有些到国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维持，随时增加了几个社员。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十二三人。人数的限制是为了聚餐谈话的便利，并没有别的理由。

　　《引言》里说的“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说的“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我在第四十六号里，曾仔细说明这个根本态度只是一种敬慎“无所苟”的态度：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在君和我、蒋廷黻、傅孟真——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辩争。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在君是赞成我的；又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在君主张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但这种激烈的争论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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