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五章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3)

第十五章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3)

　　【倭寇的侵擾與蒙古犯邊】

　　在十六世紀的中期，大明帝國的雍容安靜氣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稱為「日本之海盜」，他們以波浪式的行動在中國沿海騷擾。按其實，他們的領袖為中國人，也有中國人參加其隊伍。不過在作戰方面講，本地人效用淺。其進攻的根據地在日本，所有的戰法和裝具全由日本人供應。嚴格說來倭寇亦非海盜，他們從未在海上作戰，只是登陸之後包圍攻取城市。

　　明帝國因為組織上的特殊情形，務必保持一種與外間絕緣的狀態。倭寇之起與走私貿易有關，這樣的不法活動業已進行一段相當的時期，政府官員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紳也雜身其間。中國向無海事法庭，當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參加這貿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聲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態勢形成，這些人終為倭寇之頭目。

　　當這些強人愈無忌憚的上陸修船，並且私出「傳票」，指令村民在他們「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證時，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風不可長。這海上之威權雖說尚在新生狀態，如不及時對付，遲早會向以農立國之朝代挑戰。可是問題愈嚴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點。有的衛所早已在歷史之中被疏忽遺忘，此時無從動員，臨時募集的士兵則不願戰，也不知戰法，更缺乏款項足以供非常狀態之開銷。因之自公元一五五三年開始，倭寇流毒於東南沿海達二十年之久。

　　只是堅持到最後終有想像力豐富之戚繼光將之剿平。他憑空創造了一支軍隊，從召募、訓練、給予補充裝備幾乎全部從頭做起。他的軍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著袍澤間密切的情誼。他的士兵全部由內地農村中招募而來，其選擇之重點在於堅韌性而不在於靈活。他給隊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練，他要部隊間生死與共，而以連坐法相脅迫。士兵的餉給只比農業的工資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製造。從政治的角度看來，他的戚家軍完全符合明朝之農村氣息，並無優秀部隊之形影。軍費之由來乃自現有各種稅收內統添上一種「兵餉」的附加稅，所徵收限於為倭寇侵擾的地區，只因為附加率低，收集時尚不發生太大的困難。只是有些縣份之內原有稅額已近於最高限度，再經過此番之附加，則所有可以徵收的稅源至此用罄，以後再想增稅，即無能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領俺答（Altan Khan）自一五四〇年間即已從各部落間構成一種力量龐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國之東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戰役中投入十萬戰士。自一五五〇年代以來，每到秋天即來犯邊，無歲無之，有時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無農業基礎，為他服務的漢人，人數稀少。一五七〇年俺答之孫投奔明軍陣內，中國防區將領乘著這機會與俺答媾和，授之以順義王的名號，允許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貼，自此之後，終明代，蒙古人未再為邊防之患。簡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雖說一時局勢緊張，其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國改組。

　　我們今日看來明朝末季停滯而無生氣，可是當時人的觀感很可以與我們的不同，特別是身兼地方上紳士的官僚，他們習於一切維持原狀，在這種永恆不變的環境之中，個人生活不是沒有令人心悅之地，大凡個人在科舉場中得意即有社會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優秀階級的地位已有了相當的保障。這一時代地產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著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為表裡。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只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著至死方休的求長進，那麼只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活，至少也可以舒適的享受清閒了。

　　【明代的文藝】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內思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於縉紳階層，這批優閒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著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為人欣賞，其題材有歷史與社會背景，又及於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作者有把握的將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衍進之間造成一段大循環。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於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內。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疇範。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王陽明。他將佛家頓悟之說施用於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內。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於自然的傾向，被極氾濫的引用，因之也產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別。

　　從縉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所以利瑪竇（Matteo Ricci）於公元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時，他讚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學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為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為甚。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佈著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製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經濟制度仍難突破】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產生的說法並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為巨富，但數目極少。農業商品化也只有間或一見的例子，並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製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內尤不可少。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的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與當日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為主的當鋪倒以千計。此時也沒有適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本書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十五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後，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為。可是無意於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為停滯的原因。因為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內更奧妙的神秘。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別值得提出之處為煙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於前未耕耘之山地，對於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之價值。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內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盡力使中國內部均勻一致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跡，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歷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為公元一六〇〇年前後，中國人口已接近一億五千萬，這是歷史上的最高點。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公元一五六七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於廣州及澳門似從一五七八年始。

　　利瑪竇於公元一五九五年來到南京，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十六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製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為脆弱。因為受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內部的增進已至極限。用不著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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