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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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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 當我們企圖將中國歷史之綱要向初學者及西方人士介紹時,不論是口講或筆寫,以上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都使我們感到為難。一方面我們固然不應當規避這些情節,本來各項軼聞與秘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提到英國的宗教改革時也不能拋開亨利第八因為熱戀著安波琳(Anne Boleyn),想離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衝突,在說及俄國女皇凱瑟琳的開明專制時,也免不了要提到謀殺彼德第三才使她獲得政權之由來。以此看來,中國歷史也就避免不了類似的情節,即算這些事故輕佻瑣屑,只要時人視作重要,也不便由我們於幾百年後另自作主,將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間我們所說困窘之處,無非明代史裡此種故事接二連三的整幅出現,有時翻閱十年的紀錄幾乎無其他的事可說,全部歷史盡是輕佻瑣屑的故事。 幾經思量之後,我們覺得後面還有一點待提的地方,這是當時人既未提及也無法提及的。當明朝經過創造的階段而固定下來時,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文官因為科舉取士,也就是甄別選擇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規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復如是。即算朱元璋罷宰相這一官位而終明代未曾復置,以後之各「大學士」實際上亦填補了此缺陷。大學士為文筆之士,起先參加皇帝各項詔書之起草,逐漸因擬稿而有了決定方針與政策的能力,到後來官階和聲望與日俱增,實際上成為統合文官組織的主持人和他們的發言人,只不過他們的行動與決策還是要通過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這實際上是一種表面奇特而內中有理的安排。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可是獨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當日北京的朝廷自認將無數的村莊集結,而在其管制之下維持一種難得之平衡,絕不可讓皇帝盡量的發展其人身的權力。雖說在理論上講,這種權力並無限制,最後的辦法仍是以人本主義調和這天授皇權,或者說是強迫的執行開明專制。皇帝登位之前既為太子,則有管文學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師傅,講授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大道理。從十五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了解,他們唯一的實權不過在懲罰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則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從不間斷的舉行各種儀節以強調皇帝寶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構成一種弄假成真的信仰。這樣一來,如果有任何爭執找不到確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爭執內,他的判斷就具有天子所賦予的威權了。 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為什麼頑皮的朱厚照要給自己官銜與職位,以便將他自己和皇位分離,可是其臣僚卻不能將這輕浮的舉動一笑置之。他們既不便公開的反叛,只有採取消極的不合作辦法。而另外的一個極端:朱祐樘為人中庸,也無個性上的表現,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無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對皇位之繼承極端的注意,他們堅持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幾乎帶著宗教性的虔誠。這問題容易產生敏感,乃因其關係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為的力量給與或褫奪,則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問題,以後的結果極難逆料。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軼聞並不全是無關宏旨的小事,既有這麼多有識之士以生死爭,這也是在尷尬時期內,以一種笨拙的辦法對付可以謂之為憲法危機的諸項問題。 【財政紊亂的原因】 明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它歷代沿用的軍戶制度很快的衰退;它的財政稅收過於遷就農村經濟之習慣,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組。 軍制的衰退不難解釋:最初奉命以軍戶登記的戶口並非全部出於本願,很多是被強迫「垛」入。如果他們分配有耕地的話,則其地產並非集納於一處,而係和其他私人產業相錯綜。被分配田地的戶口,將地產買賣轉當無從查悉禁止,經過數代之後,有的戶口死絕,有的逃亡,軍戶只有不斷的減少,總之就是去多來少。在邊區屯田,其情形稍優,在十六世紀初葉,大概很多屯區尚能維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戶數,在內地的衛所則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稅收當然較朱元璋時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從未有系統的制定,基本的稅收數以穀米之石計算,整個朝代很少變更,歷兩百七十六年,其基數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數外的附加、加耗,和盤運的腳費等等。一般情形下,因為上層要求下級政府作主,自行斟酌的添增,所以毫無管制。朝代初年以責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戶頭上的辦法已不復施用,接著的是將其負擔配予中等人戶,最後只有攤及全民。不給償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為出錢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戶十年一輪,中間改作五年一輪,最後則每年出錢代役。這樣的調整有將全部義務按年徵取全部用銀,也有將土地稅和服役之役錢互相歸併之勢。其詳細辦法各州各縣不同,大概視其經濟發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趨勢則全面一致。在十六世紀這樣的調整歸併通稱「一條鞭法」。 可是事實上沒有一個縣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將所有的「賦」與「役」全部歸併而整個的一次以白銀徵收。讓有些納稅人擔任財政上職責的辦法迄未完全革除。因為它自身沒有帶服務性質的機構,中央政府只能將收稅機關與經手開銷的機關成對的配合。對中央政府講,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項的彼此對銷。當稅收以實物繳納時,全國充滿了交錯的短距離補給線,又因為缺乏銀行及中繼機構,其收支用銀的出納方法大體上仍是如此。一個邊防的軍事機構可能接收到一打以上縣份的款項,同樣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數以十計的倉庫庫房繳納。這種辦法除了極少的調整之外,以後也為清朝襲用。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徵。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雖說稅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縣不同。因為稅率是水平的施行於全體納稅人,及於每家僅有三畝或五畝極為單薄之下戶,其稅收極容易達到飽和點,亦即逾此一步,納稅人已無力負擔。將下戶免稅或以累進稅制增額於大地主的辦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難,民智未開,無法在鄉村之中確切的監視,即使用簡單的現制執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將稅收的程序繁複化,恐怕技術上的困難足以使整個制度解體。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尷尬之處乃中國在近代史裡所遇到的最大難關。因為如此,這帝國的資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無法增進。另外戶所積存之剩餘很少用在投資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貸的本錢,即供無謂的消費。因為財政之本身緊貼在農村之上,它也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之商業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財政之實施既缺乏強迫性的管制工具,其帳目數字錯綜,無從標準化,因之隨處都有錯漏,某種程度的不盡不實,只好任之聽之。雖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嚴格的標準行事,其所加壓力因有技術上的困難在,愈至下端只有愈鬆懈,在執行上,效率也愈低。這樣令人扼腕的種種情形,有如痼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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