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4)

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4)

　　【科技的進步】

　　宋朝是一個科技進步的時代。活字排版在公元一〇八六年有了文字上的證明；天文時鐘在公元一〇八八至一〇九二年之間裝設於開封；以磁針決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書中提及，書上之序註明為一一一九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桿，上裝風帆十二張，船上有甲板四層；火焰投擲器上裝唧筒在一〇四四年之前出現；以人力腳踏發動之輪船開始於匪徒楊泰，他在公元一一三五年用之和岳飛作戰。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輪中，妨礙其機制作用；公元一一六一年則有了投擲榴彈的弩機出現。

　　宋朝的經濟不能用以改革社會，無法否認的，是導致以上發明不能作有系統增進的一大主因。從西方的經驗看來，必須商業的影響力遠超過農業生產的影響時，上述的突破才能發現。中國在現代歷史初期，談不上符合所需要的準備程度。宋朝的商業雖說從當時世界的標準看來數量龐大，可是平鋪在億萬農民頭上，就為效至微了。軍事行動既由邊疆推至腹地，雙方都要控制農地和操農業人口，於是數量重於質量，均勻一致超過不同的名目花樣，而持久性比曇花一現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這種種條件都無助於開展各種發明以推廣其成果之用心設計。

　　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使中國長期保守著傳統的性格。這在有關王安石新法的爭執時，即已揭露無遺，因為即使小本經營，農業工資也被限制而壓至最低度。再因頻年的戰事產生了一批遊民，免不了有的為奴為僕，於是以上的局勢更不能打開。即由張擇端圖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宋人有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卻無尋覓節省人力的動機。

　　【儒學復興不是文藝復興】

　　既然如此，他們的智能則朝另一方向發展，哲學上的檢討成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們構成一種共同的趨勢，將儒家的倫理擱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觀之上，而稱為「理學」。與漢代從美術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認為宇宙之構成包含無數之因果關係，而人之能為善，與自然法規（他們稱為天理）相符。這種說法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心理：一方面這批哲學家暢談個人觀感之性與命，另一方面卻又在集體生活中並不感到被拘束。當然宋朝的國事與這種立場有關。從知識上的「宗譜」看來，宋代的理學家都受到一個稱為華山道士陳摶的影響；以個人來講，他們卻都曾捲入當時的政治糾紛之中。

　　在北宋時，程顥程頤與周敦頤要不是直接反對王安石就是間接的與反對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對與女真人議和，後來又改變立場與主戰的韓侂冑作對；陸象山因為一本向皇帝的奏書大言不慚而被參劾。因此無一例外，他們都因對時局的意見而受到檢舉，他們所提倡之個人道德性格包含著一種「反對派」的意義，只是他們以含蓄的態度表現，不公開活動罷了。

　　分析比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論屬於哲學的範圍，這方面已有不少中國、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從事，其研究結果也已載入各種書刊。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後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可是他們討論的範圍縱使淵博，彼此間的不同縱然多途，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於單純，他們仍無法脫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在這前提之下，他們的主靜與主敬，和西方文藝復興時的人物觀感不同。後者自由思想之展開，與當日趨向商業化的運動同時。但丁（Dante）拋棄了衰落貴族身份而參加了富豪政治圈；喬叟（Chaucer）為倫敦一位關稅監督所雇用；從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至林布蘭（Rembrandt），他們的贊助人或為教皇或為大紳商。與之相較，上述五位宋朝的哲學家和他們無數的僚友全穿著中國官員之袍服，他們是官僚的教師。

　　然則中國缺乏商業革命，不能產生文藝復興，乃是因為地理環境與技術因素，而不由於意識形態。宋朝亙三百一十九年的奮鬥，只證明了中國的南方雖富庶，仍不能在組織上做到整體化，因此敵不過以簡單與粗枝大葉精神所組成的北方國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後一次對宋戰爭採取一種大迂迴的戰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勢貫穿至越南，次期的戰鬥指向襄陽樊城，圍城之戰即歷經四年多的時間，從公元一二六八年的秋天到一二七三年的年初。這隔漢水對峙的雙城陷落之後，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實質上困難，他的軍隊一路順著長江而下。

　　南宋最後一個重要的宰相為賈似道，他是一個雍容大度而顯有心計的人物，可是他既無力作戰，也缺乏實力講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態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終階段，軍需問題惡化，因為抽稅與印鈔兩種辦法都用到極端，賈最後採取了一個方法，即由政府強迫購買民間私田，所收購的以每戶超過二百畝至三百畝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實行的地區在長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處既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確實掌握，所付代價只需少數現金，其他雜以各種不同的價券，這恐怕與徵用沒收區別不大。雖說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購田的計劃仍如案完成。而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撐持了約十二年。但最後賈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沒有反應。在一二七五年他親往長江督師，因戰局不利被撤職，最後被謀殺。次年元軍入臨安。再三年之後，元水師與宋之水師交戰於廣東厓山海上，此時宋主為一個幼童，因戰局不利由臣下背負跳海而死。所以趙宋王朝亡於公元一二七九年。

　　當時人多不明瞭技術上複雜之處，也有人對賈似道盡極口誅筆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險及政策錯誤的後果。賈似道確曾在主持國計時有支吾之處，事在一二五九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於四川合州，蒙軍後撤，忽必烈北返籌措選舉大可汗事。賈似道在此時虛張聲勢宣稱宋軍大勝而居功。傳統的歷史家藉著這錯誤和其他小事指斥他為奸臣。其次，其為人可鄙之處，也被提出。賈似道年輕時喜歡享樂，不時在西湖上張燈設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燈燭輝煌，便說，看來賈似道必在瀟灑自如。事實上也果真如此，不過這是他被派任為中國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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