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3)

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3)

　　【數字管理還沒成熟】

　　現有的書籍每說到宋朝，總離不了提及公元一〇二一年的國家收入總數為一億五千萬，每一單位代表銅錢一千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貨志》會計部分，但文內並未提到此統計之性質。然而根據當日折換率，以上總值黃金一千五百萬兩至一千八百萬兩之間，粗率的以今日美金四百元值黃金一兩計算，則上數相當於美金六十億至七十億。當時全世界沒有其他場所，國富曾如此大數量的流通。

　　雖說沒有確鑿的證據使我們對上述數字提出質問，我們也知道當時謊報數字和實際上通貨膨脹都曾前後發生。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宋代的經理者面臨著一種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當中足使情況混淆上下脫節的原因甚多，有時候，有些倉庫儲藏逾量而其他地區則短缺。在宋朝的財政報告裡，穀米之石，銅錢之緡，絹帛之疋認作可以互相交換。實際上物品的價格則各地懸殊，有時同一地尚因時間與季節而有不同。官方的歷史即承認，所有兌換率通常由抽稅人片面斷定，致使「民無所訴」。當包稅者與抽稅人相持不下時，也不能斷定稅收應各依每處的預定數量或者根據實情而伸縮。有些抽稅人本身也將款項分配開支。有時候應收數與實際已接收解庫的名目混淆，遺失漂沒免除的錢物也不除帳。在複式簿記沒有廣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現於西方，只是沒有宋朝如此駭人聽聞罷了。

　　因為上層的壓力，以少報多乃是一般現象。同樣的情形，軍隊各單位也虛報人數以便獲得更多的糧餉，他們明知道發下來的時候還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虛報。這一單位如此，另一單位也一樣，否則只好吃虧。本千年的初葉，宋軍總數即超過百萬，朝廷屢次派員查「冗兵」，卻都沒有明顯的效果。

　　宋朝軍隊起先還經過甄選，在公元一〇三五年兵士之薪餉還依據身長而有不同。那年之後這標準即被放棄，募兵入伍已無選擇性，軍隊分為三級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還照樣保持。有時候募兵給安家費，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難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軍費膨脹得不可開交，一方面能戰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一一二六年金人來犯前夕，宋之軍士甚至須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軍隊的情形也是國家財政的反映，而後者也應當與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協調。宋朝制度，雖說沒有存心如此，卻違反了這組織上的基本原則。它主要的問題乃是一方面有農民之納稅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農民的兵士，經它招募，兩者之間的距離務須縮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稱出自「商業之來源」──主要為食鹽、茶葉、香料、鉀鹼、酵母、酒醋（生絲列入土地稅之內，有時代替貨幣），其實仍是農產品及鄉間工業的產物。而中央集權的管制，並沒有縮短上述距離，相反的，它延長了兩者間的距離，並且由於官僚主義之濫用職權，使得關係更為惡化。

　　【少數民族的軍事優勢】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強敵藉著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駕於農夫之上的優勢。然而較少為人注意的則是，華北一落入他們的掌握，他們也向境內漢人全面徵兵。遼將多數的漢人編成「轉戶」，配屬在各「幹魯朵」（宮）之下，如此一來每一部落，即宮衛及優秀部隊都有漢人人力充實作數，以支持契丹之兵員。金則將因世襲而參與軍事之女真人雜居在漢人戶口之內。各地居民自五十戶至三百戶編成一「謀克」，八至十個謀克構成一個「猛安」（實際戶數編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則上謀克與猛安之首長只能由女真人充當。因之稅收與徵發經過他們的職業武士密切監視，達到行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動員時所具有之伸縮性，更是必須經常維持一個龐大常備軍的宋朝所不能比擬。所以異族或少數民族之軍事優勢由來有自。

　　操縱牧馬的場所也與雙方戰力之盛衰有決定性的關係。《遼史》說得很清楚，與宋互市時，馬與羊不許出境。同書也說及遼與金決戰時不失去戰馬之來源關係極為重大。這限制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看出，畫幅上開封之大車都用黃牛水牛拖拉，可見馬匹短少情景迫切。馬匹原來也可以在華中繁殖，只是受當地農業經濟的限制，其耗費極難維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區所育馬匹一般較為瘠劣。

　　所以我們揭開中國歷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謂「經濟樞紐區域」之解說，不見得與事實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國地區因緯度不同可以分作幾段地帶：最北為畜牧地帶；華北與之接壤，為農業地帶，只是其內容仍相當的簡單。與之成對照的則為華南，此乃茶葉穀米與水上交通之鄉，卻在工業化之前，此地帶已相當複雜。綜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環境之不同，構成操農業之漢人與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長期角逐之背景。從長距離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來，則可發現，幾經和戰，當中一段地帶終使少數民族與漢人混合。很顯然的越是發展到現代，「漢人」這一名詞文化內涵愈多，而不復如以前由血緣作主。

　　宋代向南後撤至少使朝廷贏得短暫的喘息機會。這地帶的湖泊河流與運河，使來自北方的戰士不能徹底發揮其長處。金人於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九至一一三〇年間入侵江南，宋軍以戰艦遮斷其退路，使其幾乎遇到沒頂的災難。在局勢淆亂時軍事首長之自由行動也使作戰之部署比較容易。譬如說岳飛的軍隊即以農民軍、招降的盜匪和女真人徵發之民兵編成，他有機會選擇兵員並擴大部隊。

　　可是皇帝趙構與宰相秦檜所經營的中央集權體制排除了軍人擁兵自重的趨向。開封既已陷敵，南宋朝廷的軍需問題極為緊迫。如果此時杭州擁有具實際力量的商業組織，毫無問題的，即會被接收過來，以作軍隊補給之後勤機構。而事實上朝廷只能以增稅和臨時挪用的辦法解決刻下問題，此類權宜之計在短時間內一再出現：所謂「經制錢」者，即為經理節制一路財物之官經手的公費；「月帳錢」為每月公費內強迫節省的餘款，「板帳錢」可以說是一種特別帳目，以各種附加混合編成。而事實上這些名目很少實質上的區別，凡是現有的各種稅收，一律按成數另增附加，總數由各地方分攤。行政之收入，例如輸款贖罪，也提高徵收；其他有如告狀時之狀貼費和許免證費也類似。這些辦法仍不能供應時，只能以增發紙幣對付。

　　馬可波羅眼中看來新奇之紙幣，唐代即已出現。最初稱為「飛錢」，乃是政府特許之匯票，使商人能在四川發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區收兌物價，以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北宋於公元一〇二四年開始印刷此種可以劃帳之票據。其施用雖愈來愈廣泛，但其製造發行仍只不過偶一為之。此種紙幣有如公債，每種都有其兌現日期，通常為三年，收兌後此「界」即作廢。南宋則以內地所徵關稅為擔保；至一二四七年即任此種紙幣永久通行，不再收兌。而因其缺乏適當之存積金，其貶值愈來愈甚，因之使民間蹙額，而貨幣貶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難。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一經統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財政，也以金融管制為時髦。如此一來他們即喪失了農業社會之單純性而同樣遇到技術上的困難。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趙宋王朝的死仇，內心卻深切的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測至編制曆日和宮廷音樂，他們一意模仿。而當他們印製紙幣時，甚至創下了一種空前的紀錄：其貶值為六千萬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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