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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3)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或“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入之器物均行破坏。在一八九九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并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二千多年帝制的清算得以加速。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六月十六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二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军于晨六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六月十九日照会各国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离京。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中二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五十六日。当中停战三次。七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 L.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六岁,随父母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镝余生,但是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二百五十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义、奥八国,入北京时只一万八千人,以后迭增至十万五千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静,对朝廷六月二十日以后之诏令置之不顾,事实上持中立态度。其称“拳匪叛变”或“义和团造反”(Boxer Rebellion),理论上谓朝廷被暴民胁迫,所取行动非复本意也。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于八月十五日即联军入北京后一日仓卒出奔,一行抵达西安,至一九〇二年初始回北京。这段期间李鸿章得以从容与联军交涉和议。所谓“辛丑条约”(Boxer Protocol)于一九〇一年九月签字,去李鸿章易篑只两月。联军要求纵容义和团之朝臣十一人判死刑,四人至此业已自杀,以后三人由朝廷“赐死”,又二人被判减为边省充军,实际处斩者只二人。

  条约其他款项停止四十五个拳匪生事城市之科举考试五年。中国派遣特别使节往德国及日本谢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设防,连大沽炮台一并拆毁。外国有在北京使馆驻兵之权(后来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则是引用此项特权)。中国两年之内不得输入军火。中国对各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大略为全国五年之财政收入。再加以应付利息,此数必至四十年方可偿清(以后美国发起以赔款在中国兴学,有数国循例照办)。条约签定之后,帝俄占领满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为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之导火线。

  即仍在西安避难之日,慈禧太后已开始下诏改变方针。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四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阁之十一部,将以前各旧式部院裁撤归并(如陆军部辖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礼部辖以前之太常、鸿胪、光禄三寺)。全国科举包括殿试乡试概在一九〇五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团由亲王一人率领赴海外观察各国行政情形,准备立宪,定期召开各省及全国之咨议局及资政院。

  此时太后无从了解中国纵在二十世纪之末期亦难行使民权、组织民选政府、对选民负责,何况八十至九十年前。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一九〇〇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帝制结束,民国肇造】

  公元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也驾崩。这离奇的遭遇似有暗算。虽说他已多时健康欠佳,她却健康活跃。事实上她在十三日主持立宣统(本名溥仪,一九〇八─一千九百一十一在位)为嗣君,后者才三岁(可是也有她身体欠安的传说)。其实,内幕如何,已无关宏旨。宣统命中注定为中国最后一个君主。再三年而有中华民国,不仅满清入主二百六十七年至是终结,而秦始皇于西安创造之帝制共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也成了历史上的往事。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到一八九五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之后,他才蓄意反清。他既是广东人,又谙英语,就容易和海外华侨接近。可是从他的回忆录上看来,他起先觅取支援仍至为艰难。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十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其中有些烈士尚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会党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却无法和群众接近。初时他们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动,散发煽动性的传单、暗杀和占领官署发难。逐渐的,他们才认清他们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秘密结社和潜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陆军作为以后行动之根据。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可是十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于广州发难,仍然失败,七十二烈士因此丧生。不料,不出六月之后,竟能成功。这次,革命党员在汉口的地下组织不慎,使一颗炸弹爆炸。经过巡警调查,一批党员名单败露,内中牵涉新军里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们逼不得已提前举事,既无安排好的领导人物,也无预定计谋。黎元洪,满清新军协领(旅长),被强迫推戴为革命军总指挥。又在这紧急关头,清朝的总督不战而逃,给革命党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机会。不久其他省份接二连三宣告“独立”,也就是脱离专制的朝代,准备与武汉的革命党人协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绪正妻)只有替义子主持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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