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十九章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2)

第十九章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2)

　　【百日维新】

　　一八九八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一共一百零三天，御前颁发了二百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一百零三天之后，全部运动突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六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四十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载湉，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一八七四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三岁。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一九〇八年去世，慈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她也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一八九八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三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太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嗾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导，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批注，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盘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持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九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的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太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六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九月二十一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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