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1)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此外，尚有法文版、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體字版，均籌備已久，都可望於今年夏秋間成書。

　　此書初稿完成於一九七六年夏季，仍在「四人幫」執政時代，當然不能盼望在中國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經過無數挫折。美國出版界，對商業性和學術性的分野極為嚴格。商業性的出版，以電視及廣告作開路先鋒，以短期大量行銷，迅速結束為原則，否則書籍堆積於庫房，妨礙資金的流通，遲滯今後業務。學術界的出版，由各大學的出版社負責，對經濟方面的顧慮比較達觀，可是又要顧慮學校的信譽與地位。況且美國之研究漢學，也有他們獨到的地方。一般風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綜合。各大學執教的，都是專家，因為他們分工詳盡，所以培養了無數青年學者，都戴上了顯微鏡的目光，對望遠鏡的觀點，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對學術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萬曆十五年》在各方面講，都在兩者之間。所以商業性質的書局說，你的文章提及宮廷生活，妃嬪間恩怨，雖有一定興趣，但是又因海瑞，牽涉明朝財政；因為李贄，提到中國思想，應屬學術著作。大學出版社則認為這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又缺乏分析與解剖，實在是不倫不類，也不願承印。所以茲後於一九七九年耶魯大學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見，答應出版。北京中華書局在「四人幫」雖倒而國內情況仍在青黃不接的期間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當的識見與度量，值得作者欽仰。

　　現在《萬曆十五年》既有這樣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國若干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已出三版，並且經過當代文壇鉅子歐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雜誌上作文推薦。中文本初版近三萬冊，也已售罄，並且準備再版，而且出精裝本。這都是使作者感奮的事。

　　但是這本書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見，不是全部歷史的觀點。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書「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很顯然，《萬曆十五年》雖有這樣積極的表示，書中所寫仍以暴露中國傳統的弱點為主。即歐蒲台的書評，也覺得指斥中國不好的地方，應和指斥西方和美國不好的地方相提並論。而且中文版的讀者，還看不到的則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 L. 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現年九十歲，其父母在中國傳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國青年會工作，注重提倡兒童體育，又在第一次大戰時，領導中國在法的勞工。後來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多年。去年尚與其夫人打網球。其胸襟開闊，當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們，不要認為目前的偃蹇，忽視中國偉大的地方。《萬曆十五年》英文本《自序》有下面一段，譯為中文則為：「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據此猜想，今後中國極需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因之作歷史的人，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

　　序內又說明：「檢察中國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認中國全部文化。」可見作者、序者、書評都表示談論有不盡的地方，應留作日後交代。可是一本書，到底也有它的範圍。況且《萬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勢已有相當變化。也就是我們在寫作歷史及欣賞歷史的時候，身處其境的歷史事物，也有了更動。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盤托出的資料，而今則能。有了這種機緣，作者才能不顧忌諱，更不拘形式地與編者及讀者作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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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現在為美國公民。這在表彰事實之餘，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觀，必須有國際性，我很希望以四海為家的精神，增進東方與西方的瞭解，化除成見。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謂「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透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現在我雖作這種論調，仍是個人見解，不足代表美國時下的趨向。以這種見解看中國，更要胸襟開闊才能容納。所以我一方面堅信美國立國精神有偉大的正義感，只待將兩者之間的差別解釋明白，很多誤會即會冰釋。另一方面在中國發表文章，尤其要強調道德非萬能。大歷史的觀點，亦即是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於將道德放在什麼地方，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容我漸次論及。

　　首先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戰第二年，即輟學從軍。所從的乃是國民黨辦的成都軍校，畢業後在駐雲南邊境的國軍十四師當過排長。後來也去過駐印軍，在鄭洞國將軍麾下當過參謀，曾隨此公由緬甸前線去上海而入東北。也目擊杜聿明將軍指揮作戰的情形。我自己沒有捲入內戰，實係僥倖，乃因在東北三個月即被送來美國入陸軍參謀大學。以後在東京駐日代表團隨朱世明將軍解職而退伍。可是在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時代，又認識了當日很多左傾名流，如作國歌的田漢先生壽昌，在我則為田伯伯。他曾告訴我年輕時無數吃苦奮鬥的經過。他的長子田海男，在我則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師服務，也同去過日軍佔領的越北作過斥堠，也同在駐印軍工作。我也和他有過一度的競爭，所爭的不是黨派問題，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線作觀察員的機會。事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重慶《大公報》。也真料不到，他抗戰一結束，即自動加入人民解放軍，對裝甲兵及炮兵的訓練作過實質上的貢獻，又去過朝鮮前線。而當日同我們一同起居辦報的廖沫沙兄，則為日後三家村碩果僅存的元老。在武漢時代，范長江兄則是無黨無派，任《大公報》記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時從軍，部隊被打散。他曾親自告訴我，一時貧病交迫，跳水自殺，被救後改名長江。曾幾何時，他又做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以後在文革期間，在確山身故。這些事情今日回顧有如夢寐。

　　因為我有了這些經驗，開始立場就複雜，乃不能對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觀點雷同。況且二次來美後，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棧作小工。整日勞動後退居斗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深感風捲雲消後，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學歷史已有探詢人生意義的趨向。這還不過是初步，以後更結識了諸多的名流，遍閱諸家著作，泛遊各地。受過被裁失業、與家人一起感受經濟危機和被人歧視的景況，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一百〇一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九十九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萬曆十五年》已經初步採取這種作法。所以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例如鄭貴妃是否掩袖工讒，她到底是否國家妖孽，和今人的關係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這些地方做文章，可見他們道德的觀念過於窄狹，技術無法開展。我的書也已給歐美學生作教本，那些教師當然不會在考試時要求學生在試卷上說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並非鄭妃所生，而係恭妃王氏所出。他們從大歷史的眼光觀察，應該在讀我書時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萬曆十五年公元為一五八七年，去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如我們今日讀英人魏黎（Authur Waley）所作《中國人眼裡的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見一八四〇年，其情形仍與一五八七年相去無幾。而我自己所作的《一六一九年的遼東戰役》也有小歷史的情節。例如劉綎，中國方面的資料說他戰死；滿洲檔案說他被俘後處死；朝鮮方面的資料則說他點燃火藥自爆身死。文載聯邦德國《遠東雜誌》（Orient Extremus）。從大歷史的觀點看，則方從哲、楊鎬當年喪師折將，有其背後政治、經濟、社會多方的原因，和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情形極相似。是以痛責琦善、耆英及道光帝，於事無補，即咒罵光緒帝、李鴻章、丁汝昌也只能與咒罵鄭貴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長隧道內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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