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6)

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6)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響之下，李贄重視物質，也重視功利。他仍然不斷地提到「心」，但是這已經不是就地打滾、無美於中無醜於外的心，而是考慮到日常需要的心。因為自己有所需要，就推知別人也有同樣的需要，這就是孟子所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在這些場合中，他的思想已經脫離了形而上學的掛礙，而是以日用常識作為基礎。這種態度在他評論歷史時尤為明顯。

　　李贄的歷史觀大多符合於傳統的看法，比如他確認王莽為「篡弒盜賊」，指斥張角為「妖賊」。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聯。一代人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糙。這種認為文化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齊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在他所處的時代，文官集團業已喪失了發展技術的可能，也沒有對付新的歷史問題的能力。社會物質文明（即李贄所謂「文」）往前發展，而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機構不能隨之而改進，勢必發生動亂。受到時代的限制，李贄認為歷史循環之無法避免，乃是命運的安排，幾乎帶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費心力去尋找任何新的解決方案。這樣來看，李贄的唯心論並不徹底，因為他承認了客觀的真實性，治亂興亡並不決定於人的主觀，當然更不承認，所謂人心不在，治亂就不成其為治亂這樣的理論了。

　　君主一生事業的成敗既為歷史循環的後果，李贄對於歷代君主的評論，也只是著重在他們適應時代的識見和氣魄。對於「天下之重」的責任，李贄則認為應該由宰輔大臣來承擔。他所期望於大臣的，是他們的執政的功績而不是道德的言辭。一個奇才卓識的人，在為公眾的福利作出貢獻的過程中，決不能過於愛惜聲名，因而瞻前顧後，拘束了自己的行動。他可以忍辱負重，也可以不擇手段以取得事業上的成功。這種捨小節而顧大局的做法被視為正當，其前提是以公眾的利益為歸依，而在倫理上的解釋則是公眾道德不同於私人道德，目的純正則不妨手段不純。李贄在這些方面的看法，和歐洲哲學家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極其相似。

　　李贄重視歷史上對財政經濟問題有創造性的執政者。他推崇戰國的李悝、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楊炎，但是對宋代的王安石卻缺乏好感。這當然並非因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議，而是因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願，「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與上述的論點相聯繫，李贄更為大膽的結論是一個貪官可以為害至小，一個清官卻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過於拘泥於傳統的道德，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樑者」。對於俞大猷和戚繼光，李贄極為傾倒，讚揚說：「此二老者，固嘉、隆間赫赫著聞，而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時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張居正，稱之為「宰相之傑」，「膽如天大」。張居正死後遭到清算，李贄感到憤憤不平，寫信給周思敬責備他不能主持公道，仗義執言，但求保全聲名而有負於張居正對他的知遇。

　　李贄和耿定向的衝突，許多當代的哲學史家把原因歸之於他們經濟地位的不同。李贄屬於地主階級的下層，所以他對傳統有反抗的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於保守。

　　這種論點缺乏事實的根據。耿家在黃安確實是有聲望的家族，但是李贄的後半生，卻一直依附於這樣的家族而得以維持相當優裕的生活。他與耿定向決裂以後，隨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這周家作為地主望族，較之耿家毫無遜色，何況兩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還有梅家，其社會地位也與耿、周二家相埒。當年麻城（黃安初屬麻城，一五六三年始分治）士人進學中舉，幾乎為這三家包辦。在麻城的時候，李贄還和梅國楨過從甚密，梅國楨後來為《焚書》寫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贄又和漕運總督劉東星有極深的交往。劉東星為沁水人，不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兒嫁給山西陽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戶部尚書王國光的姻親。在盛名之下，甚至連親藩瀋王也對李贄感覺興趣，邀請他去作客。李贄託言嚴冬不便就道，辭謝未赴。他的最後一位居停為馬經綸。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發財富有。他特意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別館」，並且撥出果園菜圃和另一塊土地，僱人耕種，以收入作為其客居的供應之資。在李贄的朋輩之中，惟有焦竑家道清貧，但卻無妨於這一家在上層社會中的地位。總之，李贄所交往的人都屬於社會的上層，而且是這個階層中的優秀分子。

　　李贄本人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從來沒有表示出他有參加任何群眾運動的痕跡或者企圖。他對於工業農業的技術改進和商業的經營管理都毫無興趣。他的所謂「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不過是要求高級的官僚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崇尚煩瑣的禮儀。但這並不表示李贄自己有意於實踐，而只能表示他是一個提倡實踐的理論家。至於他對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後人誤解。他不承認女性的天賦低劣，在他看來，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還要能幹，比如他就屢次稱頌武則天為「好后」。但是讚揚有成就的女性，並不等於提倡男女平權，宣傳婦女解放。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李贄對寡婦的守節，其褒揚仍然不遺餘力。

　　十分顯然，李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系的理論，他的片段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這種前後不一並不能算做李贄最大的缺點。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闊斧的姿態立論的時候，也不是不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盧梭倡導的個人自由，在他的舖張解說之下，反而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李贄的這種矛盾，在古今中外並非罕見。

　　如果把李贄的優越感和矯飾剔除不計，那麼，他的思想面貌還不是難於認識的。他攻擊虛偽的倫理道德，也拒絕以傳統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歷史觀，但是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內供有孔子像，他途經山東，也到曲阜拜謁孔廟。在李贄看來，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無」彼此相通，他攻擊虛偽的道德，但同樣不是背棄道德。

　　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李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因為唯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如果李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言行的一致，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也只是他在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而不是叛離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贄棄官不仕，別婦拋雛，創建佛院，從事著作，依賴官僚紳士的資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堅持說他的著述於聖教有益無損，都不出於這樣的原則。

　　對現狀既然如此反感，李贄就對張居正產生了特別的同情。我們無法確知李贄和張居正是否見過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贄的前後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張居正的親信。耿定向尤為張居正所器重，一五七八年出任福建巡撫，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張居正發動全國丈量的試探和先聲。兩年之後，張居正以皇帝的名義發佈了核實全國耕地的詔書，意圖改革賦稅，整理財政。這是張居正執政以來最有膽識的嘗試，以他當時的權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為突然去世，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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