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2)

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2)

　　在十六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本朝東海沿岸各省的安全，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合乎邏輯的倒是本朝的士兵應該越海進攻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幾十年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仍，法律和紀綱可謂蕩然無存。本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一個極有組織的文官集團所統治，中央指揮地方如身之使臂，極少發生抗命的事情。同時我們這個帝國在名義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人數多達二百萬。

　　但是這種假想的邏輯並不適用於現實。本朝的軍制規定，常備軍由二百萬「軍戶」提供，每戶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變。設立軍戶的目的，既在於保證官兵的來源，又在於保障「民戶」不致因戰爭動員而受徵兵的騷擾。這制度開創伊始，流弊即隨之而來。民戶被編入軍戶，大部出於強迫；即或出於自願，也常常是基於權宜之計，時過境遷，當初的應諾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個駐兵的衛所剛剛成立，士兵逃亡和換籍的事件即已層出不窮。時經一百多年，各衛所的土地，不少都為各軍戶抵押和出賣。長年以來，除了西北邊境，絕大部分地區都承平無事，所以，一個衛所的實際兵員往往遠較規定的編制為少，在退化最嚴重的衛所中，竟僅為規定編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這些有限的士兵還常常被軍官當作營造和運輸的勞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裡充當僕役。

　　和這種每況愈下的情形相始終的是補給制度。本朝的軍事供應和政事參合為一元。軍隊的糧餉補給，來源於地方政府的側面供應。按理說，戶部是國家財政的中樞，應該統籌全局，但實際上卻類同於一個大型的會計機構，只是在賬目上監督各個機關和各個地方政府的出納。各個地方政府按照規定的數額把給養直接運交附近的軍事單位，軍區和中級以上的後勤機構。一個府縣，可能輸送食糧及銀兩於十幾個不同的小單位；一個衛所，也可能接受十幾個府縣送來的糧食和銀兩。這種方法一經成為定制，就如盤根錯節，任何高級單位也無法把補給點和補給線作合理的通盤改組，以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於是供應不能足額的情況就時有發生。試想，由十幾個單位分別按固定的數量供應，總難免有個別單位由於意外的情況而不能如額繳納；而其他單位則並不負有補足缺額的義務，即或有這樣的義務，也不見得就有這樣的能力。所以在開國一百餘年以後，書面的規定早已和實際的詳情格格不入。縱使有局部的調整，充其量也不過見效於暫時而終於不免捉襟見肘。

　　如果查閱官方的史籍，書上都明確無誤地記載了全國的補給已由中央統籌分配，而實際的執行卻全賴互不相屬的下級機構。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之間的補給關係已如上述，即使是運往北京的漕糧，其運輸的情況也十分奇特。所謂漕糧，就是從南方大多數府縣中徵收田賦所得的，通過大運河而運往北京的糧食。按明文規定，漕運由專業化的軍士負責運送，運送的軍士即稱之為運軍。全部運軍有官兵十二萬人，分駕運糧船一萬二千艘。但是這個龐大的隊伍卻沒有一個統籌後勤的機構來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運轉。糧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濱接受納稅者所繳納的穀米，然後解纜北運。一艘糧船由一個下級軍官管理，並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在所運的糧食送達北京附近的張家灣倉庫以前，糧船上全體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財產甚至妻子兒女，都等同於保證這次運輸安全的抵押品。因為除此而外，別無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於糧船的製造，也同樣表現了散漫和缺乏組織的特性。這些糧船的法定使用期限為十年，過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設有「船廠」一處，是全國最大的造船場所，其產量的高峰為年產七百艘以上。然而這個所謂船廠實際上由八十二個小型船廠拼合湊攏，各廠之間各自經理。雖有一個類似於總管理處的機構，它卻無統一調度人力和物資的權能，自然也更談不上有效的技術分工。

　　不消多說，組織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裝備上的落後。本朝並不完全缺乏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們都被集中到皇城裡，專門為皇帝的禁衛軍製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野戰軍只能服用襯以小鐵片的棉布襖，或者由紙筋搪塞而成的「紙甲」。至於士兵們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的一個部分製造繳送，質量既有欠精良，規格也談不上標準化。

　　以上種種落後的情況，使本朝野戰軍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與這種情況相一致的，是對於將領的選拔。在當權者看來，一個將領所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勇敢粗豪而不在於頭腦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劉綎，外號人稱「劉大刀」，根據誇大了的描寫，他所用的鑌鐵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可以在馬上「輪轉如飛」。和劉綎同在遼東戰役中犧牲的杜松更為粗蠻鹵莽。他在作戰時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戰敗，就會毀壞自己的兵器甲冑以發洩怒氣，而且不斷聲稱必須自殺或者落髮為僧，毫無鎮定從容的大將風度。因之，此人被努爾哈赤稱為「杜瘋子」。

　　軍官的任命多數以「世蔭」的形式而繼承父業。任命的程序相當複雜，大致是高級將領的子孫需要降幾級繼承，下級軍官則無須降級。從本朝中期開始，情況稍有改變，自兵部尚書劉大夏奏准推行武試，任何有志於成為軍官的人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取得進身之階。但事實上由考試及格充當軍官並上升為高級將領的，可謂絕無僅有。而且這種武生的考試又重在刀槍弓馬的是否嫻熟，由文官主持的筆試，其要求不過是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各處所開辦的「武學」，也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的講授內容，其教學進度，以「每日總授不過二百字」為原則。

　　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高級將領，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其實這也正是文官集團所預期的目的。將領既然大多屬於一勇之夫，當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讓他們來指揮各級武官。在總督巡撫之下還有「兵備使」或「海防道」，他們名為監察，實則握有調度攻防的權力。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

　　這種軍事體制的設計，顯而易見，其重點不在於對付敵國的全面入侵，同時也不打算全面進攻敵國。發生在一四四九年號稱「土木之變」的戰役，正統皇帝為瓦剌所俘虜，已經暴露了軍事體制中致命的弱點。然而這樣震驚全國的事件仍然沒有能夠引起應有的重視與改革。武備繼續廢弛，軍事組織不斷衰退。文官們只要在他們的任期中保持平靜無事，則一切有關軍隊改造的計劃大可束之高閣。一直到十六世紀中葉，倭寇的勢力大張，不僅屢次攻破了被視為固若金湯的東南海防，而且長驅直入，視守軍為無物，這才使中樞的文官驚醒，發現這低能的軍事制度將要危及整個帝國以及他們個人的安全。窮則思變，改革已成為勢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於選擇有創造精神的高級將領，他必須在戰略上深謀遠慮，而又精通各種戰術。

　　蹂躪東南沿海的倭寇不同於普通的海盜。海盜大多是烏合之眾，只要抄掠財物的目的一經達到，隨即呼嘯而去。而倭寇則不然。他們登陸以後通常要建立根據地，有時還圍攻城池。其中的成員也並非全部來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國人。在一般情況下，中國人還在其中佔有多數，而且可以擔任高級頭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與國際貿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本朝禁止民間的海運通商，雖然律有明文，但是實際上卻無法徹底執行。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由來已久，好多不同國籍的冒險家紛至沓來。這些冒險家所使用的船隻，最大的長達一百尺，寬達三十尺，船殼厚達七寸，超過了中國戰艦的規模。據記載，在這些冒險家出沒的極盛時期，每天有大小船隻一千二百餘艘在中國海岸活動，數字似屬誇大，但是利之所在，熙來攘往，已不在話下。其貿易的區域從日本各島至暹邏灣，狀如一彎新月。在中國政府海上巡邏力量所不能達到的近陸島嶼上，他們指定了走私貿易的港口。由於沒有一個法庭可以解決買賣雙方間合同和債權的種種糾紛，十多個有力量的中國船主以武力作為後盾充當了仲裁者，並因而逐漸被認為海上權威，成了海盜的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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