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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3)


  申時行是一個敏感的人,他具有窺測旁人心情的能力。他辦事的原則基於對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瞭解。在這種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務必互相遷就互相讓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堅持大義所在,絲毫不放鬆,則只有逼使對方採取消極態度。臣僚可以請求辭職,首先由個人「乞骸骨」而延及集體,如果被革職,反倒被視為榮譽;皇帝不能讓位推賢,他所能採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禮儀,不見群臣。一五八七年,當首輔申時行還只是顧慮到有這種可能性時,萬曆的朝廷已經朝這個方向邁進了。

  在這一年還未到歲暮之際,皇帝所使用監視內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擊。東廠直屬於司禮監,下轄錦衣衛,其秘密情報為皇帝處理政務所不可或缺。情報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市場上重要商品的價格、各個城門的進出人員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內火災的情形等等,其中又萬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從各處竊聽得來的談話。這種情報機關在本朝已有兩百年的歷史,早已成了政治體系中之一環。憑心而論,在本朝歷史上,萬曆皇帝不能算是過分地運用廠衛箝制臣僚的君主。然則對百官來說,特務機構總是無形的枷鎖;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說,即使「家中米鹽瑣事,宮中或傳為笑謔」,這也大大地損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早想動手制裁廠衛而苦於沒有找到恰當的機會。

  其後衝突的導火線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為大興、宛平兩縣所轄。是年任職的大興縣縣令,因為一件小事責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祖的樂舞生,而樂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責打他們,也就是蔑視祭祀大典。因之這個大興縣令被發交三法司審問。所謂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個官署混合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覆審。這次所以破例,是由於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廟的重大罪狀。文官們雖然覺得這罪狀近於小題大做,但如果經過三法司這一機構審問,事情可以早日了結。

  事情又牽涉到了東廠。東廠下設鎮撫司,凡屬觸犯皇帝的案件和牽涉到官員們的刑事案件,這個鎮撫司同樣具有訊問以至拷打之權。當得知三法司已經受理大興縣令這一案,他們表示不再爭執審訊權,只要求派出兩名錦衣衛校尉出席旁聽,以便把經過情況向皇帝報告。

  刑部尚書李世達認為這一案件屬於文官內部的糾紛,用不著東廠錦衣衛的干預。但是東廠提出要派兩個校尉參加旁聽,他又沒有嚴辭拒絕,而只是託辭推委,說什麼人犯未齊,尚未審問。及至開庭審問之日,這兩個校尉則給維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擋,不得入內參與旁聽。

  如是情狀據實報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龍顏大怒。萬曆對於太常寺和大興縣的衝突並無興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們拒絕校尉旁聽,明明是故意和他過不去,因之已不能對此表示沉默。於是他一面讓宦官口傳聖旨向文淵閣提出質問,一面聲稱他要把這一案件移交東廠鎮撫司審問。這時,首輔申時行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現,勸說李世達向皇帝賠禮道歉。李世達照此辦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勝利。可惜的是這精神上的勝利維持的時間未免過短,幾個月之後,文臣們又找到了管理東廠宦官張鯨的差錯,群起而攻之。

  檢舉張鯨的奏章中指斥他與某些文官勾結,並且接受賄賂。其所列舉的罪狀看來都鑿鑿有據,只是當時勾結為奸,納賄貪財的一段罪狀也可以加之於許多高級廷臣身上,寫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計及。張鯨事後感慨,由於他的嘴巴說話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麼多的攻擊,不能算是事出無因。只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機構本身,其職務與文臣的利害相違。萬曆一朝的衝突,文臣佔優勢,與天啟朝廠衛跋扈、緹騎氣焰沖天的情形恰為尖刻的對照。

  起初,萬曆皇帝還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他以為對張鯨作一番口頭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見參劾無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準備參劾全部的大學士,以造成張鯨不除、內閣也別想安生的輿論壓力。由於群情鼎沸,萬曆只好承認失敗,把張鯨免職。據當時接近皇帝的人透露,這件事曾使皇帝大為傷心。但就在張鯨將去未去之時,尚有一個下級官員不知道皇帝已經屈服,竟然又上了一個奏本,說張鯨如此難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賄賂。這種無禮的奚落使這位官員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輕的皇帝卻為此而更加心灰意懶。他本來已經對早朝和經筵感到極度厭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後再也不願意公開接見這些不誠實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隱居在深宮裡,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憂患與共的就是貴妃鄭氏。

  多年之後,申時行辭職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責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輕人不知世務,輕舉妄動,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憶起在他擔任首輔八年半的時間中,曾經有過一個絕好的機會幫助皇帝成為堯舜之君。此即一五八五年張居正一案落實之後,一五八六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幾個月。然而這機緣卻又這樣地短暫,他稍一忽視,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當時的萬曆皇帝真是精神煥發、勵精圖治;對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極為難得。在我們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實質。皇帝既能熱心參與各種典禮,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誠意,足以策勵臣工趨向勤儉篤實。申時行只要閉起眼睛,就立刻會在記憶中浮起當年皇上步行祈雨的一幕情景。這件事發生於一五八五年,歲次乙酉,即當日「萬曆之治」可能成為現實的短時間內。

  這次祈雨與往常不同。在經過的儀式中,萬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關心民瘼的誠意。一五八四年入冬以來,北京一帶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間亢旱更甚,河流見底,井中無水可汲。御前對此極為焦慮,在命令各個地方官求雨無效之後,他決定親自向上天祈禱。所採用的祈禱的儀式,一部分由禮部在檔案中參考成例草擬,但具體細節卻出於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體人員徒步走赴天壇圜丘而置轎馬於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儀式舉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經齋戒、前一天,他又在宮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隨後又面稟慈聖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則親筆稱臣,簽上朱翊鈞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庫。

  陽曆五月十六日黎明,皇帝駕到皇極門,他的衛士和隨從排開成為一個長方形的隊伍。此時禮官報告,各官在大明門整隊已畢,皇帝就開始步行出發。

  北京的居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莊嚴而樸素的儀式。所有的人員,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藍色布袍,頸部和下緣以黑布鑲邊,平日的金銀玉帶此時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帶。旗幟和樂隊也概行免去。大街左邊是兩千名文官,右邊是兩千名武官,都列成單行兩相對稱,浩浩蕩蕩,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壇。

  這些幸運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親眼看到了當今天子。祈雨的隊伍經過大街,一切交通當然需要暫停。但是天子平時出行時採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舖關門、行人斂跡的規定,這次卻免予執行。這也是皇恩浩蕩,允許小民有一睹天顏的機會。居民們所看到的萬曆皇帝是一個相貌端正的年輕人,臉圓鬚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誠的姿態邁著穩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對萬曆皇帝來說,這十里之遙的長途步行當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當時的天氣已愈來愈熱。

  天壇圜丘在北京城南,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一五三〇年所建。萬曆皇帝在這同心圓的最下一層石階上跪下祈禱,上香之後,又向上天叩頭四次。文武百官列隊站立在南牆之外,當皇帝跪拜時,贊禮官在昭亨門傳贊,百官也依樣跪拜如儀。

  行禮既畢,皇帝召集大學士、六部尚書和其他高級官員在左櫺星門外所設的帳篷內發表訓辭。萬曆聲稱,天時亢旱固然是由於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樣也是貪官污吏剋剝小民、上干天和的結果。現在務必要改弦更張,斥退壞人,引用好人。申時行即席代表全體官員致答辭,聲稱臣等奉職無狀,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體臣民祈禱,當然會上格天心。如果還有官吏不能抑體皇上的誠意,臣等一定要嚴加申飭。萬曆當即指示把這種要旨公之於天下。一五八五年五月十六目的敕文就體現了這個指示。敕文告誡貪贓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須痛加改悔,絕不能再把中樞的命令示為具文,如有違不奉行者,定當嚴懲不貸。同時萬曆又命令戶部在災害嚴重的地區免徵賦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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