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9)

新港，康涅狄格(9)

　　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两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无关于我所使用的词汇。让两方意见相左的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研究没有更新，也不是欠缺信息，而是一般大众并没有体认到背景中的部分事实，毕竟这些事实十分恼人。我说一般大众时，指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很容易将珍珠港和广岛原爆视为历史，但较难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历史人物。在八年前上述对话发生时是如此，八年后我回想起这段对话时还是如此。

　　1976年的春季学期我向纽普兹告假，依原定计划撰写《万历十五年》。研究帝制末期似乎让我稍微分心，不再全心关注当代中国的事件。就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我看到明代官吏丝袍上的锈金线，也看到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还有白鹤盘旋在京城里的喇嘛寺上方。我曾对莱特教授抱怨，研究中缺乏相配的听觉材料。然而此时我却仿佛听到庙里的钟声响起，宣告皇太后的葬礼；我也似乎听到各种场合中的司礼官对聚集在宫殿前的官吏一一唱名，语调低沉而拖长，以创造庄严肃穆的效果。然而，一个年代的种种味道和颜色却无法阻碍我的视觉，不能让我无视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事实。我不久就确定，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在中国的结构之下，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官僚管理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农民。就技术上来说，其可管理程度相当有限。任何尝试运作这套制度的人最后全都失败，而且惹祸上身。

　　这个写作计划的真正乐趣，在于综合所有资料的过程。溪流沟渠的水全都汇集成大川，即使处理的是令人沮丧的负面题材，但仍带给作者美学的满足感和特定成就感。我建立出壮阔的视野。3月下旬，我应贺凯教授之邀，前往多伦多，参加他在亚洲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中的研讨会，报告明代政府组织。在会议中，我在听众之前宣布：“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于综合。重新组合不同的元素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全景。”这种兴奋感源起于以下的发现：原来历史中并没有太多的浪费。乍看之下显得轻浮琐碎、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它们的重要功用。

　　4月，杰夫放春假。他现在已经快九岁了。由于岳父的病情延长，内人从感恩节起就一直待在田纳西，小儿因此非常想念妈妈。我在这段时间充当单亲家长，有机会了解母姊会、小童子军和小联盟棒球队的活动，并且培养和儿子间的亲密关系。他先前也陪我去加拿大。我决定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时，他再度成为我的旅伴。

　　对所有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子女当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对杰夫的感情更深，原因不只是他是我的独子，而且还因为我们之间有四十九岁的差距。我不知道是他或格尔让我更亲近美国主义。但毫无疑问的是，身为美国儿子的父亲让我自觉到我个人对美国的义务，毕竟美国的未来直接影响我家人的福祉。儿子的生日在7月4日，让这一切显得更有意义。本书也考虑到这些情绪。

　　在纽普兹，我厌倦做菜时，我们会从麦当劳和肯德基买外食回家，但我们也常从中国餐馆叫外食。杰夫正处于随时想证明自己有用的年龄，他会打电话订木须肉，而餐馆的人都已熟悉他的声音。半个小时后，我们开车去餐馆，他总要我在车子里等，因为他对递钱算零钱的工作已经十分在行。有一天，他拎着食物袋回来时，告诉我，餐馆的人一直问他，“小家伙”，将来长大要当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你怎么回答？”

　　“我说：‘当然是美国人。’他们就问我原因。我说：‘首先，我出生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其次，我从来没去过中国。第三，你们讲两种语言，而我只会讲英语。’”

　　他又问我，我觉得他的回答如何。我说，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事实上，他自行决定的能力已超越我的预期，内人和我都不曾替他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

　　令我担心忧虑的，是杰夫的世界。我离世后，他的人生至少还有半世纪之久。我当然也想到他未来的家庭。目前的局势会持续下去吗？这个念头让我很害怕。格尔告诉我，杰夫问她，等到他学会开车时，全世界的石油都用完了，那该怎么办？她叙述时语气平静，但显然透露着极度的关切。我的心里因此蒙上阴影，但也刺激我以浓厚的兴趣去阅读新能源开发的相关报道。同样的，最近热门的议题如生态、核战争、性道德、生态保育等，如果思索每一议题对下一代的影响，就会发觉这些主题具有引人注目的强大吸引力。至于我自己，也以类似的迫切感来对待世界史。对于那些有充分理由嘲笑我自我膨胀的人来说，我的态度自然显得很愚蠢，和我的行业与技艺显得很不相称。但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重要议题的冲击很少只及于国内，而是会倾向国际化。

　　因此，我们必须更新所有的背景资料，妥善收藏，因为这些事情可以共同影响我们的决策。我无意夸大其辞，只想就我能力所及搜集资料，整合成可读性高的内容，以学生的程度和兴趣为对象，来达成我的任务。即使这样的努力都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令我十分心烦。我们甚至还没有机会面对毛泽东的独断主义时，就碰到这样的遭遇！不过，幸好我还有《万历十五年》这项计划。它虽然有些偏离，但探讨的仍然是一般主题。一旦出版，书的美学价值可以让我多吸引一些学生来修课，增加我的选修人数。学生都崇拜英雄，急着看老师的书付梓。

　　九岁的儿子当然不知道，即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挂念着他。在多伦多，他忍受亚洲研究协会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会议于皇家约克饭店举行，我不知道如何安排他整个早上的活动，而且又能与我保持联络，只好让他坐在会场里。在哈佛，他每天听我的指示，从大众街的假日旅馆走到神学街，到达燕京图书馆。他在靠近大理石楼梯的大厅等我一起吃午餐。有一天他等了半小时，我从厚重的玻璃门后方出来时，看到他单脚跳跃，自己消磨时间。最后，我终于完成数日的浏览，借来的书也都放进在哈佛广场买的竹箧中，刚好放进车后的行李箱。我们终于有机会四处观光，正好可以利用开车回家的一整天。

　　第一站是普利茅茨。我们随着游客的路线登上《五月花二号》，欣赏普利茅茨岩，在普利茅茨殖民村散步。小儿非常高兴，眼睛闪闪发亮，张着嘴巴。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总是受益最多。我童年就听过《五月花号》。《五月花》是我在长沙念六年级时念过的一篇文章。作者看过普利茅茨岩，想像完成旅途的一百多位乘客的心情，想像他们带着行李和粮食上岸，再看一眼将他们与故乡永远分隔的大西洋。当时这篇文章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启示，因为我不曾去过很远的地方，不曾离开家，不曾看过海，也不曾理解何谓宗教迫害。但五月花这个美丽的名字，却让我印象深刻。

　　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一样，说的是共通的语言，那种冒险奔放又夹杂着多愁善感和神秘的魅力，触动和杰夫年龄相近的中国少年。但历经半世纪和许多体验以后，我很高兴能带年幼的儿子前来瞻仰清教徒的殖民区。有一天他或许可以理解，美国是殖民的国家。我们这些外来的子民不只是一个友善国家的客人，还要以归化公民的身份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经验必须丰富美国的生活。对华裔美国人来说，抱怨不幸的中国佬被别人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身为少数族裔的我们，有更多的道德负担，必须展示我们的性格和优点。殖民村的设计也让我更确定，自由是超越的因素，没有固定的经济价值。美洲早期的移民必须长时期过着公社般的生活，彼此紧密联系，等到后代子孙才可能冒险进入空旷的原野，满足自己的选择自由、幻想和个人主义。

　　过了普利茅茨，是一大段的次级公路，直通到秋河（Fall River）。我开车时，杰夫在一旁睡午觉。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天空阴沉灰暗。我把车停到通腾河（Taunton River）的海岸区，登上“马萨诸塞号”时，行程才又恢复生气。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