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8)

新港，康涅狄格(8)

　　此外，阿拉伯石油禁运所引发的不景气，也冲击到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国领域同样面临严重的缩减。表面上来看，随着尼克松访问北京和中国的开放，中国研究应该引发更多人的兴趣。但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要注意的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才突然兴起对中国的兴趣。1971年，一份给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报告分析这个领域最近挫败的因素：“……教育和公共的优先顺序已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事务，中国战略安全的威胁性明显减弱，以及校园内外利用中国达成在国内的目标”（黑体字是我加上去的）。总之，基金会的大笔金额已重新分配，用来研究都市更新、种族冲突、环境和生态、毒品、贫穷、堕胎、平等权利、新能源来源及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中国之“被利用”绝对不是新闻。中国造成的紧张情势减轻后，老巫婆的形象被白雪公主所取代。毛泽东运动中具备乌托邦和浪漫的色彩，其中不完全欠缺曝光价值，可以广为宣传，用来推动和中国毫无瓜葛的运动。我们在校园中已碰到这样的例子。学生的兴趣并没有导向中国研究，更不用提中国历史。中国的“进步”不过是用来作为口惠的工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的供不应求以后，各地中国领域的教职已满到接近饱和点。中国不再是热门的领域，因为正如部分专家公开表示：“肥缺不再流向这个方向。”教师的过度供给甚至已到中学的阶段。我开始在纽普兹任教时，研究生莫不希望可以增添一项学习经历：有资格教授中国和日本的课程。有一名学生告诉我，本校的教育硕士（要持有纽约州教学执照的必备学位）可以让她加薪八百美元。十年后的她如果还能保持教职，就算很幸运了。解雇多余教师不再是威胁，而已成为事实。

　　因此所有的问题全都环环相扣。在不景气时，入学人数很重要。我们不比符合及时需求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强势”学科，我们这些“弱势”领域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学生的需求。如果课程内容、出席率、考试和评分无法维持“往年”的水准，我也无意以一人之力企图扭转趋势。如果校方决定“弹性”，我绝对不会坚持严格的标准。我可以向现实屈服。我可以减少指定阅读的分量，降低考试的难度，分数给得比较宽松。这些我都可以调适，但一切总有个限度。我绝不可能教我自己认为错误的内容，课程内容即使稀释，也必须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内。我不会容许“中国”被利用来证明我自己、我的学生或其他人站在进步的这一边，不会容许这一点成为我课程的目的。不论学生如何毫无准备，学习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学生一定要学会一点东西。我不可能只因为学生有注册就让他们过关。但后来还是发生无法达成最低要求的情况。

　　“你可以让内容更容易理解，”我的一名同事建议：“老实说，你总不能超越学生的理解程度吧？”

　　“我的大纲，”我向他保证：“并不是新奇而复杂的玩具，事实上不过是常识而已。如果我自己研究时必须在小巷暗弄间穿梭，我替学生上课时，会把这些曲折巷弄拉直，只有平实的论点，不会唱高调。我只希望强调，从远古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包含着一致的逻辑。对他们来说，就像捷径一样，找到一个减轻历史复杂程度的方法。”

　　“我对这点不是很确定。你有自己的政治观，不是吗？还有，你曾在蒋介石的军队担任下级军官。抱歉提起这件事，不过如果不是你自己常说，我也不会提到。”

　　“我提这回事是因为我希望人人都能了解，这绝对不是障碍。我是下级军官——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在于，你当兵时，一心想着冒险。但身为大学教授，你必须教年轻人如何思考。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非常有意思。教年轻人思考。但这样不会开启通向你政治观点的大门吗？”

　　“如果你所说的观点是指历史学家的观点，没错，我的确有我自己的立场，你可以说是实证主义。我无法想像我们教导学生时可以做到毫无立场，但这种立场不一定牵涉到党派。我从来不曾说过，国民党应该赢，或是国民党人全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实证主义，”我的朋友说：“多么伟大的字眼。”

　　“我亲爱的同事，”我提出抗议：“你希望我不要为难学生，所以我保证避免艰深的词汇。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位拥有主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而且正在质疑我的教学哲学，我仍然必须遵守基础英语的原则吗？事实上你知道实证主义并不晦涩。如果一件事发生了，背后一定有原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否认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地位。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我的朋友有些懊恼。

　　“至于蒋介石，重点在于他刺激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作战，因而改变国际间权力的平衡。他决定放手去做，最后导致珍珠港事变和美国的参战。许多美国人因此不肯原谅他。他诱骗美国人加入战局来拯救他自己，但又不让美国人控制他。我可以说，详情还要更复杂。但我们没有理由为此争辩，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不如承认，1937年7月7日，他作了关键性的决定。从那一天以后，世界局势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说的不可逆转。同样的，毛泽东也对历史产生不可逆转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可逆转的因素相加，就是实证主义。你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历史……”

　　“所以你认为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也是不可逆转的？”

　　“姑且算是如此，但其实言之过早，只不过其中有部分的确不可逆转。老实说，我认为他的阶级斗争无法持续，因为其逻辑很值得怀疑，而且已经被过度强调。但对他来说，阶级斗争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完成许多事。看看土地改革和公社制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你认为公社也是无法改变的？”我的朋友有些激动。

　　“在那篇李约瑟博士和我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极度强调这件事。两个非农业专家发表这种声明，似乎有些武断。但实际上，公社不一定要维持现在的形式。地方分权开始盛行后，就可以进行调适。就个人来说，我希望他们可以修正成半私有的形态。不过，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修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要他们解散所有单位，以毫无限制的原则让土地回归私有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我敢追随李约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就算没有，还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主题进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还不够，还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即使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我也可以大胆指出，单是为了税负、教育、房屋和公共卫生等因素，就没有理由回到过去。没有一种司法制度可以让约八亿农民全都拥有田产，全都接受公平的待遇。请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可不曾投毛泽东一票！我只是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中一定有相当程度的集体主义，不需要是共产党或左派分子才有资格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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