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5)

新港，康涅狄格(5)

　　但当时我仍不清楚，他对公众的义务可以让他有多少限度。我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宣称有品质管制，但他不曾说服我：我的作品低于水准。如上所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仍不成熟，有许多研究计划不过是加了注释的翻译而已。大多数的教科书，尤其是讨论1800年以前的时代，都以中国及日本教科书为蓝本，但这些书是五十年或更久以前写的。在我看来，由于结构不牢靠，捍卫者会更加担心修正主义。就像苹果推车已经做好了，但由于是临时拼凑成的，所以要更小心保护，以免翻覆。对我来说，这种防御性的态度不是行使领导权的明智方法。我一点都无意于颠覆。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在推车上放进一颗小苹果。

　　卖不掉的苹果退回后，我却发现，莱特非常有意思。即使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时略嫌突兀，他的精力旺盛和虚怀若谷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时他随意透露私生活时，洋溢着小男孩的气息。他提到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也就是第一任和第二任莱特太太时，语气都同样充满爱意与关心，而且都称她们是“内人”。我必须注意谈话的上下文，才能确定他指的是哪一位。如果不是他个人的魅力，我想我在耶鲁的第一次拜访不会这么久，因为像我这么没有耐心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崇拜，问候的时间不可能长达三个半小时。亚瑟·莱特长我五岁。当时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歧见最后终究会化解。我离开耶鲁时很沮丧，但回到纽普兹后却存着梦想和希望，我很高兴莱特维持我们间畅通的沟通管道。后来我把这番感受告诉编辑K。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很感激玛雅·莱特从电话中所透露的讯息。如果她丈夫不喜欢我，大可以客气敷衍我半小时就让我离开。他绝对不欠我一丝一毫。

　　一般认为莱特的政治观保守而具备精英倾向，但我没有测试探究的亲身经验。不过，我去耶鲁拜会他时，他告诉我他一年前去中国，看到上海的“种种进步”。后来他以悲哀的语气喃喃说着，为达到这种目的，“中国人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这个议题常造成家人间的意见分裂，莱特家也不例外。第一任莱特太太，也就是玛丽·克莱苞（Mary Clabaugh）女士，是半世纪前最令人倾心的才女之一。我在纽普兹的同事雨果·蒙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兴致高昂地描述哈佛男生（他自己也算在内）如何竞相追求这个才貌兼备的女孩。最后亚瑟·莱特赢得芳心。他们一起去中国，刚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扣留三年多。只有后来受教于玛丽但和亚瑟更熟悉的唐·季林，才能描述残忍的战争对这对敏感的年轻夫妻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抗日胜利后，他们仍继续在中国的冒险。

　　据说他们在延安“买下共产党的文件档案”，事实上是保管人正要弃置许多文件资料时，他们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目前保存在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约四分之一世纪前，《读者文摘》报道这次壮举。无论是在斯丹福或耶鲁，莱特夫妇都一起教授中国历史课程，丈夫教传统时期，妻子教现代史。不过，夫妻间的和谐并不是免于政治歧见的保证。在玛丽·莱特于1970年死于癌症前，她还染上酗酒的恶习。她会清早起床，开始称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人类就没有希望可言。由于我已事先知道他的家庭悲剧，自然不会提起这个话题。

　　说也奇怪，我去耶鲁拜会莱特时，他主动提起玛丽。“她自知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他说：“她说她一切都盘算打点好了。是不是这样，我实在是不知道。”听起来非常悲哀，我只能沉默以对。但没多久他又甩掉了阴郁的情绪，兴冲冲地对我说，明年夏天他要去欧洲，“带我内人去看牛津”，这时他指的是玛雅。

　　我建议，如果他去英国，应该去剑桥看看李约瑟博士。

　　对李约瑟博士来说，1975年是关键的一年。到当时为止，美国政府仍然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也因此，他受邀至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无法取得签证。后来参议员傅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从中说项，禁令才得以解除。数家美国大学开始邀请他演讲。亚瑟·莱特告诉我，耶鲁先前打算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但后来因签证问题而打消念头。不过，我的建议却是针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财务支持。这一年李约瑟博士已七十五岁，两度延长的凯思学院院长任期已经届满。但退休却造成写作计划的困难，因为先前的家计都是由凯思学院负责。剑桥大学出版社拨给他位于雪夫斯伯里街（Shaftesbury Avenue）的一栋小建筑，以收纳他的藏书，提供他和合作伙伴的工作空间，但他还是得负担水电及税捐等杂费。日用品、文具、邮资及购书全都是支出，而且还有交通运输费用。

　　图书馆员必须支薪，部分合作伙伴也必须予以补贴。李约瑟博士照例对财务不闻不问，但鲁桂珍却十分忧心。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四处寻求赞助捐款，不过也没有婉拒外来的捐款。伦敦的威尔康信托（Wellcome Trust）和代表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的席林洛（C.A.Shillinglaw）博士，都已采取赞助行动。我拜访亚瑟·莱特前，曾和鲁博士及彼得·薄璧吉（代表《中国科学与文明》背后的信托基金）通信，他们同意由我去找莱特，问他是否能为这项计划举办募款活动。

　　但其中还有一个尴尬的环节。数年前莱特曾为文评论《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登在《美国历史评论》上，他在文中质疑李约瑟博士对历史的目的论诠释方法。纳森·席文教授还在他的书中加以报道。由于有这层关系，请他来主持募款是否会很奇怪？在莱特先前担任ACLS的中国文明委员会主席期间，相当支持我申请经费去剑桥工作，当院长的合作者，显示他的书评不致妨碍他挺身而出，让计划获得应有的协助。

　　我的预测成真。莱特倾听我描述计划的工作状况，立即同意帮忙。在他其后寄给我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他说：“非常谢谢你对于每日财务细节的描述。我原先也疑心到，但不了解有如此拮据。”然而他却立下附带条件：他坚持自己必须是不具名的协助者，所有的书信往来都透过我进行，不能直接和他联络。事实上这简直不可行，我猜他怕李约瑟会拒绝他的协助。数封书信往返后，所有疑虑终于消除，薄璧吉开始直接与他通信。但时间已浪费了三个月，一切开始推动时，已经接近年底。推行《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计划时毫无困难，但必须针对募款活动特别拟定现状报告，一定要在剑桥执行。

　　报告寄到耶鲁时，已经是厚厚的一叠纸。这时发现其中有好几处有错，有数页必须寄回英国修改。英国文具纸张的规格很特别：比美国信纸长一些，但又比法定尺寸短一些、窄一些。铜版纸的材质和色调也很特别，在大西洋的此岸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纸张。当文件最后准备就绪时，一系列的募款活动于春季展开。有一个基金会立刻宣称准备捐两万美元。莱特夫妇五月下旬访问欧洲，我收到他们从机场寄出的明信片。薄璧吉也从剑桥写信来，说他们和李约瑟博士见面，共进午餐。约两个月后，我去吉尔佛拜访亚瑟·莱特时，他很热心地讨论这项计划，并且保证秋天时积极推动财务支援计划。但八天后他就去世了。令人懊恼的是，德克·博德告诉我，既然莱特已经去世，该基金会的两万美元赞助从此没有下文。所以整个过程刚好可以用“徒劳无功”来形容。所幸，《中国科学与文明》及其知名的作者拥有足够的朋友和推崇者，计划不致流产。

　　还有另一项因素将亚瑟·莱特和我拉在一起：我计划“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亚瑟不仅支持这项计划，而且也很热心参与。对我来说，在经历过制造失败品的可怕感觉后，这是唯一可以让我前瞻的计划。

　　我在秋天去耶鲁拜会他时，已经准备好在教书之余撰写一部分的草稿。我计划春季这一学期停止上课，全力写作，一直写到夏天。《万历十五年》的原意是和《中国并不神秘》相辅相成，一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纵切面，一是横切面。未出版的书稿是以直线描绘历史轮廓，以概论的方式显示两千年历史中的高峰和低谷。下一本书则是帝制晚期的横切面，引入详细、完整、充实的资料。较薄的时间切片让我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叙述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内在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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