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4)

新港，康涅狄格(4)

　　将一个够格的中国历史学家随意贴上亲中国或反中国的标签，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人的意见会随个别情况而改变。举例来说，我有时觉得亚瑟·莱特甚至比我更正面乐观。我的基础研究始于明代财政的崩溃，整段历史可以概述如下：开始使用银元时，帝制中国进行的财政调适还不够。预算的明显增加最后导致改朝换代，异族统治——这个历史教训具备相当的镇静效果。另一方面，莱特的中国历史基础是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统，开启其后持续的成长和扩张期，他乐于详述唐太宗这位少有忌讳的明君。我去耶鲁拜访莱特时，他指点我，隋文帝和查理曼大帝有相同之处。对两位皇帝的比较出现在他的遗着《隋朝》之中。

　　他回答我对于民族优越感的疑问，即使事后回想，也不会让我耿耿于怀。基本上来说，种族偏见的消失和国家主义的强硬路线，在西方世界中都还只是新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定局。琼安·辛顿（Joan Hinton）离开美国三十多年后，于不久前到瓦萨学院演讲。我问她，重新回到睽违多年的祖国后，是否能说出最正面和最负面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回答，美元贬值是最骇人的经验，种族歧视消失则是最振奋人心的现象。但对于住在美国的人而言，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的事。我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是在1956年，当时我曾保证一旦战争爆发，我愿意为美国大叔披上战袍。

　　我确定这是最大限度，因为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中，当二等公民可一点都不好受。到1974年我才取得美国公民权。我在快二十年后才改变心意，因为住在美国的这数十年间，我的美国同胞已经修正对种族的观念。转折点很难找出来，只知道在此期间我深信，我可以归化成为美国人，同时维持中国人的族裔，不致削减任何一方的尊严。出国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因为别人看到我们一家人时，都会认定我是美国人。我无法否认，这些年来我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一直意识到这些情绪。我也可能采取不必要的防御态度。

　　但在我当面质疑莱特近十年后的现在，我了解到，我和其他研究中国学者之间的鸿沟不在种族，而在意见严重差异。如果只是小小的差异，莱特教授只会建议我修剪部分句子，重写一些段落。但实情并非如此。

　　《中国并不神秘》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之所以如此发展，不在于毛泽东具备所有美德而蒋介石付之阙如，也不在于美国干涉过多或过少。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土地稀少和人口过多，农地的不断切割和农民的负债累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文稿在列举两千多年的帝制史后指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中的原型，但不存在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中西两方遵循不同的方向，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中国发展出特有的组织架构，使城市无法管理乡村地区。书稿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是很重要的因素。侵略的日军席卷全国时，村落也必须承担起战争的重担。中国共产党就把本身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大部分的措施都是回应自然经济的要求。

　　我撰写《中国并不神秘》时，林彪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平息，但毛泽东仍然主政，“四人帮”也依旧当权。我在书稿中指出，中国激进的左派主张即将走到尽头。除非中国领导人致力于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不但无法抵抗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而且也无法面对其他周边势力的压力。北京近年从贸易着手和西方开始接触，是个好迹象。我们谨慎希望，这可以代表东方和西方的开始交会，但双方平起平坐，没有附带条件。我在结论中打算呼吁读者，将中美贸易视为促进彼此了解的工具，暂时搁置哲学争辩。我当时写下：

　　但重要的是，交易必须基于纯粹商业的基础。任何从贸易中滋生的文化对话应该是互动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一方决定用贸易当杠杆，以影响另一方进行非自愿的调适，后果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没有太多正面的益处。甚至一方如果刻意努力影响另一方的想法，并以狂热的情绪推动，只会引来怨恨。

　　为何这本书的出版计划会引起反对，甚至造成在耶鲁时的尴尬处境？

　　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但住在美国数十载后，我也了解到，处理公共事务时，尤其是牵涉到广土众民时，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有限，而政客所宣称的目标很少能符合实际采取的步骤。甚至舞台上的演员没有机会读到剧本，所作所为的意义必须等到尘埃落定后才能研判。例如，谁能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欧洲的贵族王室全都下台？谁又能预测到，从某个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算是对抗种族主义的圣战，行动一旦开展，种族平等的观念就超越原先预期，扩展到世界各地，并有助于消灭殖民主义？这些历史教训鼓励我要深度思考，我逐渐勇于对长时段的历史进行推论。

　　有一件事很明白：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整个世界势必合而为一。你几乎可以说，自然经济顺利运作，已经变成无可抵挡的趋势。然而为何世界各地仍有抵抗的迹象？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零星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剧烈的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是开发中国家内部进行重整以因应此趋势，有时对外抗争也企图修正此一潮流。此时中国正位于历史开展的关键地位。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经历最痛苦的改造。中国已产生一个下层结构，虽然还达不到西方的标准，但至少不再老旧。中国有信心重新被接纳，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但这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我们仍然要思考数百年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从前以亚洲内陆导向的古老文明第一次站起来，以平等的身份面对另一个因海上商业而发展出组织技巧的文明。

　　在这些情况下，我如果重新探讨意识形态的争辩，并没有太大意义。大多数的教条口号不过是动员时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很可能在后革命时代被修正。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中国铁路的总长度和能源总产量，也都只是其次的问题。我在写《中国并不神秘》时认为，在中国的再造中，组织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虽然激进运动已经创造出一个粗糙但可行的国家秩序，乡村地区也可以进行成块管理，但就整体架构而言，所需的各种关系并没有各就各位。数目仍然很重要。数量仍比品质重要。作为组织原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完整意义的货币经济仍然很难在中国运作。

　　司法系统无法促进多边交易与现代商业惯例同步发展。但“文化大革命”业已证明，将精力导入意识形态之争，只会造成中国找不到出路，未来必须进行更多组织上的修正，但修正的确切内容和方式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至于所谓的“中国的开放”，不只是西方强权给予外交承认而已，也不是签署一些贸易协议即可，而是应该透过长期的互动帮助中国达成安定。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过程中无疑会产生许多尝试错误。我预期到读者会期望中国能有迅速的“改造”，因此在书稿中提出警告。讯息的主旨是，我们希望中国改变是一回事，但中国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时间点也很重要。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不可能对当前时事进行更仔细的讨论。不过，就我知识所及，我想强调，未来中国历史将和西方历史融合为一，总结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的对抗。在这段时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我都加以排列整齐，仿佛他们是入侵军队的分遣队，准备就绪等待开始进攻的日期。所有长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影响都已清楚显示，一个大的农业国家离海遥远，无法调适自己去面对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当时海洋文化兴盛繁荣，解决问题时并不要求平衡，所有组成因素的价值都可进行交换后，这个系统才能运作，讲究精确管理——也就是说，中国所欠缺的所有可控制性。

　　这样的诠释方法错了吗？事实上的确有问题。讨论时事时，我会回溯到两百年前。我还将蒋介石和毛泽东视为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我如此强调自然经济时，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在合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替他们辩护。我的技术诠释掩盖了所有的传统历史议题。至于西方民主对抗东方极权主义这个常见的主题，也因此被我搁置一旁。我重新检视中国历史时，无意间也触及美国的道德判断。我们批评邻居用光积蓄去购买露营用汽车、在屋顶上装置无用的太阳能板、让小孩在街上乱跑等等，这些批评事实上反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价值观。我们无法只修正一方而不改变另一方。

　　如果不去批评，也等于贬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并不神秘》探讨的是历史中无法削减的力量，无意进行攻击。但如果强调邻人某些机能性行为背后的逻辑，并把这种逻辑称为自然经济，其争议性可能大过我的预期。莱特教授个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这点我们不曾讨论过。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是顾及一般大众的反应，他也不可能赞成文稿出版。然而，我在1975年9月去耶鲁拜会他时，并没有得到如此清楚的结论。

　　亚瑟·莱特和我彼此都口是心非吗？有时我的确如此认为。由于他的影响力，我还应该讨好他，因为我一直需要他对我友善。但仔细想来，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也因此发展出不同层次的关系。我告诉他，我仍然想出版这本书。他建议用抽印本的方式，我说那样不符合我的目标。“所以你还是想印成精装本？”他问我。我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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