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7)

剑桥，麻省(7)

　　我不知道谁是那位不具名的批评家。我只知道，我们的争论消失于通讯中。校外的评论人确实存在。我到剑桥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份思想史的文稿被哈佛东亚研究所积压三年之久，原因就是校外权威人士的强烈批评。最后作者运气不错，评论人忽然去世，让他的出版再无障碍。还有其他类似的故事，点点滴滴令我背脊起了一阵寒意。

　　我多希望在我还没领到研究经费前，研究所就规定我必须和指导我的专家谈一谈，如此一来我必定会三思后才到哈佛！现在我连这种想法也说不出口，我不但领走一万美元，而且钱也花掉了。我自己的准备工夫该怎么办呢？说到准备工作，我已经花了数年的研究时间，而且还动用其他的财务支援，更不用提内人的牺牲。我也希望，柏金斯教授可以解除指导我的负担。我们意见不合，这绝不会增添他生命中的乐趣或舒适。

　　然而，他批评我文稿不够工整，需要重整，真是个坏征兆。在正常的情况下，批评不过是要求完美而已。由于他的专长是计量经济学，我知道双方的基本差异在于处理主题的手法不同。柏金斯要求研究生交论文时，必须有数字资料，而且可以从数字中引出结论。哈佛的学生时有怨言。尤其对我而言，明代的税制是个多面向的问题。其他人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手，但对我来说，要把难以驯服的动物抓进笼中，目前的组织方式是唯一方法。在经过生死搏斗后，我不喜欢听到没有卷起袖子和我一起努力的人指责我，笼子的设计不够美观，铁栏的间隔不够整齐等等。我有我的缺点。先接受别人不公正的意见，后来再试图影响批评者，这不合我湖南人的脾气。

　　更令人不安的是，文稿可能从此不见天日。自我重整思绪以来，已经过了八个月，每个月我都把副本交到研究所。1月时我写给费正清博士一封信，请求研究所“整体评估作品内容，决定计划的状况”。到2月我又写信，保证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时内马上到剑桥，以回答相关的问题。但研究所毫无回应，我只好请余英时替我去了解状况。但是，虽然有回应，但也是含糊笼统，相当负面。为什么柏金斯博士不通知我，他可以接受部分素材，但整体需要翻修？此外，余英时替我询问后，剑桥还是没有片言只字的回答。如今当然人人都很忙，而且很难要人去做一件违背个人信念和任务的小事。

　　我应该去别的地方试试我的文稿吗？英时不曾公开鼓励我去做，但他也没说这样不行。他曾说过，东亚研究所曾经遇到领走研究经费却不交成果的例子。如果没错，我也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研究所：把它当成慈善机构。研究所希望领取研究经费的人将成果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但这只是光荣和恩典，不是相对的义务。这样说来，我设法安排其他地方出版我的著作就完全不算背信。出书绝对好过无声无息消失的研究经费。

　　暑假到了，哈佛仍然杳无音讯。我将第一章的影本寄给英国的崔瑞德教授，询问他出版的可能性。我数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中遇到崔教授，他是很认真的汉学家，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他的乐天开朗，和他的娃娃脸很相称。他此时的职位是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剑桥中国史》的两位编辑之一（费正清是另一位）。他的回答相当肯定，他说，虽然他不能代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但他们看到全部的文稿后，一定很乐意考虑出版。他还恭维我，说他自己从第一章草稿学到很多东西。我将他的评论视为我在学术圈所能得到的最高肯定，因为他以研究传统中国的财政管理出名。

　　事实上，费正清推荐的那位专家建议我，要以崔的《唐代财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Τang Dynasty）为范本。我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因为崔在书中宣称，他的目的是概述唐代管理者遇到财政问题的理论面，不但唐代比我的研究主题早了近一千年，而且我要揭露的是管理的实务面。唐代管理的整齐明确植基于组织上的简约，这点很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这方面我绝对无法复制。在千年前的帝国，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五谷杂粮文化，但千年后的16世纪，中国却深陷于生产稻米的复杂机制中。我曾提出这些不同点，但却没有用。崔瑞德教授应该是解决争议的最合格权威。

　　我立刻将草稿其他章节的影本寄到剑桥，这次的反应更具鼓舞作用。崔瑞德说，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麦可·布莱克（Michael Black）已经接手这项计划。他们同意，文稿无需重写，段落文字不必删除更动，只要“稍事润饰”即可，也就是请人修订语法和句子结构。他的结论是，这项工作在英国进行即可，不必在美国处理。

　　这绝对比我从哈佛得到的回应好太多。才不过两个多月，他们已经读过文稿、加以评估、决定编辑方向。在崔教授的最后来信中，他签名的另外一边有一行短句：“附本：麦可·布莱克”，也就是说，我的请求已变成承诺。不过崔瑞德警告我，如果想让这本书被接纳，必须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特别评议会正式核准。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以完整的形式，将注释纳入文稿中。我在每一页左边的空白做记号，标明注释所在位置。大多数中文作品只用中文写出，没有翻成英文。崔瑞德表示，除非妥善加上批注，并增补参考书目，文稿就不算完整，出版社的特别评议会就不可能考虑。通知于8月时寄到，我刚教完暑期课程的一门课。当时大学印刷厂的影印机故障，整个纽普兹别无其他影印设备。我决定在蜡纸上打出所有的注释、附录和参考书目，再用油印机油印。这个工作比想像中复杂。我的书共有一千三百七十则注释，大多数的注释有两三项引文，有一个注释就有十七则引文。

　　每张蜡纸上可以打十二到十五个注释，外加其他附录，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打了近一百五十张蜡纸。威妥玛式拼音是中文音译的标准系统，是相当特别的发明，融合数种欧洲语言的发音，但中文拼音却没有科学根据，或多或少是由威妥玛（Thomas Wade）和贺伯特·翟理斯（Herbert Giles）任意决定的。但一旦被目录学家采用，就出现在所有的书籍和卡片目录上，成为无可取代的系统。（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所提倡的汉语拼音系统，虽然受到媒体和若干的现代出版社所采用，但在相当依赖书目的作品方面，却无法取代威妥玛式。本书也基于相同理由采用威妥玛式。）

　　对我来说，一个中文字应该拼成tseng或tsun，是个深奥的谜，ying和yin有时很难分辨。一个从威妥玛式拼音开始学中文的外国人，中文音译的功力恐怕都比我高。我必须常翻字典，检查拼音，速度因而放慢不少。（最后我还是免不了十来个错，但评论人全都注意到了，无一遗漏。）校对也很困难，必须把蜡纸举高对着光，因此一天完成不超过二十张。誊打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油印每天誊打的内容时，已经很晚了，办公室空无一人。我操作机器，格尔负责装订整理。大学的警卫好几次看到灯光，听到噪音，他把总钥匙插入锁孔，没通知就忽然闯入，离开时也同样迅速，进出之间嘀咕着介于抱歉和抱怨的话。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能欣赏我们的辛苦和努力，崔瑞德教授两周后回信，说增订补遗的工作又快又有效率，他很快收到，深为感动。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能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消息。我已告知余英时我在英国方面的联络，但都还没对哈佛东亚研究所提这件事。我想，等书妥善出版，获得肯定后，费正清博士肯定会谅解。也许到时我可以对他解释，哈佛教授和我之间的歧异大到无法折衷，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双方机会，看有什么后果。不过，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公开提出这个建议。研究所忽略我的时间愈久，我的立场就愈有道理。我想我可以等到次年的2月，离我交出最后一章草稿刚好一整年，离交出第一章则是十九个月，这时我就可以写信给研究所，请求撤回文稿，不会良心不安。没想到，到了10月——再四个月就一整年——费正清博士来了一封信，询问进度如何。研究所是否还欠我一份评估？到底是谁在等谁？这封信让我有些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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