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4)

剑桥，麻省(4)

　　下午并没有转凉，但屋内也没有比户外舒服。我决定出去走走，去哪里？哈佛广场。否则还能去哪里？广场上的行人少多了。我还是不断想着明代的财政管理，我知道得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少。自己研究这个主题已经很多年，发表过数篇文章，可是眼前却无法将脑海中的想法具体化，写成可以一读的文稿。然而，文稿和一本专书正是我必须制造出来的产物。我已经拿了哈佛东亚研究所的一万美元研究费，一本专书是我的保证，我的承诺，我的荣誉和我的生存方式。

　　我不想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于是继续走向查理河，从波林士顿街（Boylston Street）转入宿舍间的小巷，一直走到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河上吹来一阵凉风，却不能吹走心中的郁思。我一直走，看着车子从旁呼啸而过，就穿越马路，继续往下走。等我走到陈家餐馆（Joyce Chan's）时早已筋疲力竭，饿倒是不饿，只是渴极了。我穿过停车场，走进餐厅，通过摆设黄包车的走道。引我入座的老板娘有些困惑。在河畔这么高级的餐厅中，她一定很少看到单独用餐的客人。

　　我眼前放着菜单，无法决定要点什么。我轮番灌冰水又喝热茶，热汗很快就浮现在额头上，一路流到脖子。我忽然感受到室内冷气的一阵冰凉，但多多少少让我暂时忘却明代的财政。

　　在8月下旬，我终于找到费正清博士，在他进餐厅前拦住他。我必须请他帮我一个大忙，因此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我们在奥浦兰路的租屋再十天就要到期，但在剑桥找不到可以只住到年底的房子。我们四处询问，但每间房或公寓都至少要租一整年。同时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在纽普兹的双层楼公寓，如果我们搬走，冬天要回学校教书时就会很麻烦。东亚研究所可以让我带一部分的工作到纽普兹完成吗？依我的计划，我可以每个月开车到剑桥，在汽车旅馆住两星期，使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并和研究所保持接触。纽普兹离剑桥两百二十英里，车程约四小时。

　　费正清静静看了我几秒钟。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衬衫上，这是一双苦读无数书页而备受折磨的眼睛。不过，和他发自喉咙深处的男中音一样，他的柔和眼神传达了他性格温和、不与人争的神态。他的和平主义是否来自于他常被侮辱，有时甚至是被才干低于他的人所欺负？我不知道。但我似乎觉得，他为人敏感体贴，对同事忠实，一定会和他必须做的团体决策不时产生冲突。树大招风，他的公职生涯一定让他愈来愈谨言慎行。我的请求也会影响到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的官方职责，而所里聚集各式各样的人物，绝对不是容易管理的单位。

　　这无疑是他沉思片刻的缘由，不过他很快就决定顺应我的心愿。我提出要在家里做大部分的工作，他的回应是：“相当合理。”他又说：“你写封信来，告诉我你想做的事。”两天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我收到你8月31日的信。你提到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家里，以加快工作的进度，我看不出反对的必要。此事当然不合常例，但我不确定有无禁令。无论如何，我们很愿意帮你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很乐意体恤你的处境。”

　　结果我并没有完全兑现书面的保证，9月我回到剑桥，待了十天。之后我去的频率减少，待的天数也缩短。似乎没有人在乎。我在家工作成果更令人满意，更不用说省了汽车旅馆的开支。不过我在9月、10月、11月及12月都到剑桥一趟，每次都送一章草稿的影本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最后两章是在新年后邮寄给他的。也就是说，我每个月都完成一章，连续五个月不间断。

　　我突然文思泉涌，绝非因为纽普兹地灵人杰。在9月第一周，格尔的父母来剑桥看我们时，我就已经克服我的失败感和挫折感。整体来说，我并没有离题太远。明代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早于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而且还带有特定的神秘特质，很难呈现给西方读者。中国农业官僚制度衍生出一套管理的艺术，受不了的人常予以道德谴责，但其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探讨。我的确遭遇重大的难题。

　　新的起点必须源自以下的了解：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数据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伺。这些都只能在逻辑上理解。让我举个假设性的例子：

　　假设美国必须在类似的情况下向人民征收土地税。首先整个领土必须置于单一的管理之下，纽普兹、纽约和剑桥的市长都由华盛顿的中央政府同时任命。市长不是律师或会计师，而是散文家和诗人。由于他们熟悉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所以彼此才时相往来。共同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在封建社会中担任政府所有的职务，而且职务可以彼此互换。市长任期只有三年，因此没有人可以成为所管辖地区的专家。此外，区域的人口多达二十五万人，大多不识字。而且，从剑桥递送公文到纽普兹，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想像，即使可以确定美国的总人数和总耕地面积，和赋税管理也毫不相干。就技术上来说，管理绝对不可能发展出相配合的精确程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掌握情势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智识的建构开始：宇宙是个单一的整体，公正贯穿其间。一切都处于平衡状态，一切都在天子的掌握中。有了智识上的共识，就可以设定通行全国的税制标准，但无可避免要从工整的数学程序开始，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必须先有等号，才有数字；先考虑形式，才想到实质。中国统治者过去宣布各式各样的财政法规，将土地划成正方形，以完整的耕地面积进行分配，村落中的户数刚好为一百户，全都如出一辙。政府根据事先拟定的区域配额来制定法律，如果情况允许就可以执行，法规无法执行时，就准许例外或法外施恩。整套方法可以说是“趋近观念”。

　　从现代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没有必要将道德和实际混为一谈，关键在于：这样的体制效率低到令人难以忍受。当法律从上往下施压，而不是由下而上自愿配合时，其运作很难避免压制色彩。然而，如果认为官吏宣导的慈善与好意全都是骗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组织上来说，只有他们能制衡自己。他们的自制和互敬程度不一，显示农业官僚体系的双重性格。在这种情形下，税制不只是经济制度，也是文化制度。

　　至于费正清教授推荐的专家，他所提倡的数字上管理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使在西方世界，在数字上管理也比中国的明代晚得多，其完全发展也不过是晚近的事。情况可以说明如下：在现代萌芽期的货币管理之下，商业交易逐渐多边化。如果连一头骡子都必须向邻居征用，你的磨坊的运作就可能受影响，连带波及到其他村落的食物处理过程。因此，公平成为人人关注的议题。在公众的强制下，所有的商业交易都必须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

　　制度一旦成熟，政府运作可以依靠民间的商业交易，或是与之并行不悖，最后终究接受商业惯例所服膺的法律程序。所有电路全线通行，一切放诸四海而皆准。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稽核才可行。这个趋势持续扩大时，即使是逃税和私下的不法交易都可以从银行账户中侦测出来。但上述一切都需要数十年、数百年的时间来发展，必须始于保护财产权，确定分工的模式，其间经历无数的智识与社会的再调适。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社区内，商业仍是双向往来，更不用提16世纪了。在澄清我的研究主题前，如果贸然将现代社会科学套用到主题上，我的角色将从财政史学家转变成财政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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