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3)

剑桥，麻省(3)

　　但是我开始进行第二章时，糟了，我发现自己不但无法遵照他的指示，而且素材也没办法转成我希望的形式。起初我想讨论整个明代的财政运作，但在费正清博士的建议之下，我把期间缩短到16世纪。不过缩小范围却毫无帮助。我想讨论的机构常常分分合合。我似乎迷失在宽广的布拉马普特拉河（The Brakmaputra River），无数的沙洲和水道纵横交错，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模式。

　　我从局部着手时，描述顿时变得含糊笼统；我转而以编年方式呈现史实时，结果也看不出清楚的逻辑。7月一天一天过去，我开始慌张，我的进度已经落后。我自问，我在这个主题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难道就无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来描述税制吗？我可不能去责怪文化或语言。我一定要把问题看成实在的物品，用手牢牢抓住，用膝盖顶，用脚踢，如果还不成，就用牙齿去咬。我一定要想清楚。如果我可以用中文表达出来，一定就可以翻译成英文，即使是逐字翻译也要做成，一开始也可以忽略句型文法，甚至拼字。这势必是一场肉搏战。

　　《明实录》中有一组年度的财政资料。应收物品包括谷物、纸钞、白银、盐等十来项东西，并没有符合一致的财政标准。有时出现重复登记，有些项目以原始形式登记了一次，换算成其他项目后又登记一次。有些项目列入应收款项，有些事实上是登记成仓库存货。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到，这组资料可以当成一个起点，演绎成符合社会科学家胃口的成果，这组资料应该可以用图表来呈现。我因此接连两天不进办公室。我在房东太太的书房中找到一把比例尺，手边没有划好方格的现成纸张，于是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就着笔记本上的虚线划出更多直线。我打算用图表显示：明代的政府财政非常奇怪，虽然缺乏整体的系统，但低层的地方会计用各种方式动手脚，让整体看起来很有秩序。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官方的马匹。明代开国时，政府从大草原和外国收集了一些马匹。

　　在满足军队的需求后，剩余的马匹就用来繁殖。约四万匹种马转包给一般民家饲养，养马的人家可以不用缴税，但必须养好马匹，有病时请兽医，负责马匹的生育，不能动用政府的钱。不久后的15世纪初期，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这一类别下的马匹数量已达数百万之谱。具体画在纸上时，每年的数量曲线几成直线，有一飞冲天之势，显示原始的资料并不是来自于一匹一匹地清点，而是从每年固定的繁殖率累进而来。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番逻辑上的推理却可以从许多其他的辅佐资料得到证实。首先，朝廷的检查人员每三年才会到乡间一趟，去检查和烙印官方马匹，因此每年的数目不可能得自于他们的报告。

　　其次，中国当时的乡村经济不可能支撑如此庞大的马匹数目，而且全集中在北方的一小块区域内。到了一百五十年后的16世纪末期，政府决定把这些种马的价值换算成现金，结果发现马匹数量大概在十万匹左右，根本不是数百万。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学到，在帝制中国的末期，一个重要的财政政策居然可以衍生自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不必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政策的实施全赖政府当局往下施压，因为官僚体制和一般大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更上轨道的税制。

　　我用类似的方法处理同一组会计资料中的其他项目，我无法找出更好的形式。我必须依照明代官僚技术上的窜改方式，才能解释他们所谓“统计”的本质。我也必须引用间接证据来证实我的立论。我匆忙把这番研究修饰成第二章，三天后送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这真是个严重错误。

　　稿件退回时，显然费正清刚开始的热切完全不见了。“我已经无法再给你任何有用的建议。”在他办公室外灯光昏暗的走道上，我看着摘要，心中充满深沉的失败感。他在评语末尾表示，他下一件要做的事是把我所有的草稿送到“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是位经济学家，让他进行公正的评估，也许还能提供专业的建议。如果费正清对我的方法表示失望，这个专家的批评则和屠杀相去不远。他先说，任何像我这样大范围的研究计划，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数字上，必须从人口和土地数据开始。我的草稿甚至还差得很远，无法让读者产生信心。即使是费正清认可的第一章都写错了：黄零星地发表意见，但不曾建立任何踏实的结论。专家有何建议？黄可以大幅缩小研究范围，或是翻译综合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无贡献。总之，他不应该再进行任何明代财政的量化研究。我觉得我好像被当掉大二的基础课程。

　　但是，我检查自己的草稿时，必须承认读起来不太容易，也不自在。文章不再像赛马场次表，反而像桥牌专栏。事实上，亚伦·垂斯科特（Alan Truscott）就像替我捉刀的人。桌上已经有这么多张方块，因此，坐在西边的玩家手中的黑牌就不能超过五张。如果叫牌的人吃掉黑桃，积分还会增加。另一方面，为了要让十二出场，他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过如果这回不成功，再三轮就可以大赚回来，因为东西家可能联手勉强满贯一次。每一个动作都牵连下个动作，但给读者的资料少得很，如果读者毫无基础知识，一定迷失在比赛的逻辑之中。总之，这就是漏洞百出的大范围作品。

　　我想这时和费正清博士谈谈可能有好处。我应该和他好好长谈一番，把我的困难告诉他，向他解释我想达成的目标。我想说服他，我想做的事其实做得到。一切已经在我脑海中，话都已经到舌尖了。如果可以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清楚写出，来吸引西方读者的注意力就好了！但费公不在，他周末到新罕布夏去了。他希望我能写出自己的想法。这不是好的替代方式，因为我已经试过却无法成功。

　　除了我自己以外，我还能怪谁呢？费正清博士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还有一些急迫的事等待他去处理。他的桌上堆着研究生和其他学者的文稿，总共有多少份？我算不清楚，但至少有二十份。那年夏天他还要准备出版《美国与中国》的第三版，一次修订一两页。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告诉我，我匆匆忙忙抓了太多资料，应该缩小我的研究范围。他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当时并不知道，研究所处理我的研究计划时，甚至还不是经过他的直接管辖，所有相关领域或部门都要照顾到。

　　无论如何，我独自面对自己的苦恼。那个周末格尔带着杰夫开车去纽约。她的父母从田纳西一路开车过来玩。她希望他们先在纽普兹休息一下，再到剑桥，逛逛哈佛大学和波士顿。我被单独留下来，心情低落。我痛恨自己制造出的问题，万分沮丧的我捶着桌子，但也于事无补。我很担忧。我要写明代财政管理专书的消息已经传开，目前已进退维谷。我回到奥浦兰路的房子。为了让主卧室有干净的床单给岳父母用，我睡在房东太太儿子的小床上。我从各个地方发现他的名字叫艾列克斯，他有一架模型飞机，从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是第二次大战期间的喷火式机种。我也参加了二次大战，在军中待得太久，让我在专业上落后这么多。我一定是在错误的时刻选错地方写错书。我的自信第一次无影无踪，害怕自己永远完成不了预定的计划。

　　第二天，又是很热的一天。又一天溜走了。为了打破失败感、挫折感和自怨自艾，我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找不到解决之道。一刹那间我好希望自己和内人儿子回纽普兹住一星期。但我也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已经是8月中旬了，我的进度落后。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走到哈佛广场，带回周日版的《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无意识地翻着报纸，记不起来自己看了什么。最后所有报纸散置在餐桌、椅子和地板上，盖住一杯牛奶，还形成路障。我到处找有用的事做，于是拿着脏衣服和一罐洗衣剂，但洗衣机就是不肯动。（后来发现：我按错键，也找不到把手。）我还要喂房东太太的猫，它饿得一直对我喵喵叫，极为恼人，但是我就是找不到猫食罐头。最后在厨房水槽下面找到罐头后，又看不到开罐器了。（电动开罐器就在我正前方，固定在墙上，和视线同高度。）对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就要分崩离析，或说一切都联合来谋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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