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12)

安亚堡，密西根(12)

　　虽然俄尔曼教授研究的是欧陆历史，对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还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国史学家古赤（C. P. Gooch）。教授要我读遍古赤写的所有东西，或详读一部分，略读其他，并注意他的风格，把他的作品和别人相比较，掌握相关参考书目，寻找评论他的文章。直到今日，乔治·皮巴迪·古赤（GeorgePeabodyGooch）仍是我最欣赏的史学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亲戚关系，因此以皮巴迪为中间名字，也因此能成为“私人学者”（privat Gelehrte），可以随自己高兴读书写作，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他的文风清晰流畅。不过，为了准备撰写《17世纪民主思想史》（History of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他看了不下三万篇专论。就这两位历史学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后，才有能力得出总括一切的概论。两人一个严肃，一个温和，风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

　　俄尔曼教授的教书技巧之一是拒绝回答问题，他常把问题抛回给学生，嘲笑学生没有办法自行寻求解答。有一次我决定不要被他所吓阻，我在课堂上问了三次：如果社会契约的概念为法国人所接受，又具体展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为何总是被史学家称为“非历史”呢？教授三次拒绝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史观才能理解。从此我得到如下结论：任何值得被称为革命的运动，一开始都是非历史的，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再处理内在或外来的问题，革命党人才被迫创新。

　　他们宣称现行体制无效后，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重组自然法则，再创新猷。但如果要他们承认发动武装叛变是为了进行实验，这将是不智之举，他们一定会宣称历史站在他们的这一边。社会契约应运而生，成为遐想文明开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党人所勾勒社会的可信度。事实上，就历史而言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个社会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样。惯例如此，历史学家对革命意识形态不存幻想，这并无不妥之处。意识形态基础的修正，实际上可以使革命后的社会更容易融入历史。

　　在安亚堡，我随着安德烈·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ndrei Lobanov Rostovsky）修俄国历史。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贵族头衔带进美国学术圈的人。在他的两本著作中，“王子”出现在作者名字之后；我不只一次听他引述别人称呼他“洛拔诺夫王子”。和俄尔曼教授的松散随性相较，他的讲课是可喜的对比。他的课规划完善，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精准如时钟，从大纲演绎出完整架构，遣辞优雅洗练。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书生涯之初，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才得以使技艺尽善尽美。现在他授课时从容顺畅，毫不费力。他不需要讲稿，照样以清晰的头脑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崇拜他的女学生说：“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过，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纪律对他纯熟的表现一定不无贡献。洛拔诺夫教授所专长的项目，我可能永远做不好，让我更是敬佩他。后来我教导大学生时，尝试以他为榜样，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让我学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标准而言，俄国历史并非已经完整开发的领域。相反地，研究美国或西欧历史时，里程碑都已标示清楚，许多议题都已达成共识。即使在尚未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已为圈内所熟知。但学者研究斯拉夫历史时，处理的是尚未划分清楚的疆界，指标少之又少。因此，历史学家自己必须对历史的全程发展了然于心，随时警惕，从基辅公国到新经济政策都必须对答如流。不消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必须自立自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法自欺欺人，说自己专长于某一小范围，作为深度不足的借口。

　　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在密西根，我修了美国历史、美国宪政史、社会史、外交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这些课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师传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 Dumond）教授让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是反奴隶运动的权威，对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领域。虽然我广泛接触美国文学，参与美国生活，但我从来没听过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美国短论社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或班杰明·隆迪（Benjamin Lundy），更不要说是“地下铁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全新的体验。在50年代，美国人还不习惯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国是“腐化的国家”时，有时我心头不免一惊，原来他认为这个国家纵容“谋杀、纵火与勒索”。当时，任何人只要主张种族平等，宣扬废止种族歧视，就会被冠上“他想让妹妹嫁给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美国的未来种族将是黑白混血”，而这甚至不是他起头的预测，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

　　下课时，同学讨论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强过历史学者，大家意见不一。但教授坚称反奴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他主张，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奴。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提出他的独到见解：美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当时阿利根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部沿海卷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内战还是会开打，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以他对反奴运动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

　　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李将军是一流的军人，只是为南方打仗，反抗高压统治。杜蒙德对史东渥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的称赞更达于顶点。这些人的精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于潜在的欲望或是纯粹巧合，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与暴乱相关，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数世纪以来缺乏步入现代的大突破。研究者处理不存在的题材时，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出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种重要成分，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找一个例子来探讨，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

　　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弑君、尝试共和国政体、护国主、复辟等等，最后发现某一种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种方式，甚至可能更糟。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其大熔炉吸纳了经济危机、宗教争议、宪政僵局及外交压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难道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出差错？不过，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指出，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习惯法庭承认平等的存在，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再进一步推论，两套法理原则合而为一，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与国家经济中更进步的层次（如银行体系和外贸）并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

　　迟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也在大学部教概论课程。这位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目前于耶鲁任教。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有了哈佛文凭，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就业市场姑且不论，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他说好。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

　　霍尔本身虽然是哈佛人，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迟至40年代，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点。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

　　我去找霍尔教授时，他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献，决心描绘出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常见到他，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他都已经给我了。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他不断强调中国历史“流动”或“有弹性”，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路总是要走的。

　　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霍尔的评语很坦白：不太顺利，某些方面很强，其他方面严重不足。他建议我应该加强自己的纪律，扩大我在西方和美国历史的知识，强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我是否有能力处理古文撰写的典籍，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口试时，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尔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推动。“来吧，”他说，“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些话分量十足。人虽然要承认错误，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

　　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时，我对他说，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子，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报告得了A，从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较密切的关系。我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时，经过许多波折。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

　　而且，自从我决心研究历史后，我比较倾向于克劳塞维兹学派的影响：一大堆炮火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时短暂的小冲突反而可能造就历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亚堡的初期，我无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 Freeman）的影响。我曾从东京的厄尼·派尔（Ernie Pyle）图书馆借出他的《李将军的中尉们》（Lee's Lieutenants），在办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学时，我有机会翻阅柯尔（A. C. Cole）的《无可抑制的冲突》（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和玛格丽特·李区（MargaretLeech）的《华盛顿的起床号》（Reveille in Washington）。后者对我影响尤大，让我不再迷恋军事史。就牵涉之广度与情绪冲击之深度而言，报道战争最好能远离战场，不必提及灰尘或坏疽。

　　一旦决定题目和战争无关以后，我就有许多题目可以选择。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最惊人的历史发展，即使是抗日战争与内战，都可以说是那次史无前例发展的后续。中国与西方的多次冲突，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调适，似乎都已经过充分探讨。但当真如此吗？那些专论或论文的共同缺点是，作者还不能接受历史的无可避免。中国作者持续指控西方帝国主义的进攻，西方人则照例指责中国傲慢、见识不足、拒绝改革。这些事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但欠缺的却是彼此的了解。

　　鸦片战争开打时，马克思写道，一方以为自己具备所有美德，另一方则只知道贱买贵卖，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从朱世明将军听来的消息判断，我敢说双方的心态仍隔了十万八千里，毫无进展。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这些思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如果东西双方的对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将背景往上延伸数百年并非不合理。无论如何，清代的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阴影的笼罩之下。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

　　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摸索后，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明代之漕运”。水道是一个时期的具体剪影，其运作情形是可以处理的题目。这个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识上的练习，让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础后勤设施。论文尚未完成，霍尔教授就前往耶鲁任教。接任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批评。在他们的推动下，论文很快获得委员会的通过。

　　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我在安亚堡的最后两年时，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专家查尔斯·贺凯（Charles O. Hucker）教授从亚利桑那搬到在奥克兰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远。他随后带我结识其他杰出的明代研究者，对我的智识成长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