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11)

安亚堡，密西根(11)

　　我又修了一门“美国社会”，这门社会学课程的用意在于，每次都能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人民的意见和态度。令我吃惊的是，不是每个美国教授的子女都成为专业人士，很多人往社会阶层下方流动，成为劳工。有一学期我甚至还修了绘画课。起初我以为我们画裸体模特儿时，会觉得很尴尬，但课堂一开始，每个人都努力展现技艺，注意力全集中在“写生”，而非裸体。无论如何，要将三度空间的人体表现在两度空间的纸上，总是极难的任务。随着课程的进行，模特儿动作也变快。手中的木炭无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过，令我惊讶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华洋溢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面”起步，也就是说，所有的画都是扁平的。但随着时日进展，部分有天分的学生开始超越平面的限制，显然比我优秀许多。因此，学期结束时，我得了一个差强人意的B，既感宽慰又觉满意。

　　至于浩伊教授的建议，我曾尝试却无成果。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无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为文字。我是否有资质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蓝德（Ayn Rand），已经是一大疑问。但这先撇开不论，不同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轻易挤在狭小的篇幅里，却又要求达到小说的顺畅和切要。在刻画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机制。即使我想减轻题材的“沉重感”，为求经济简约着想，我也必须以抽象名词来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导教授的闲谈还是让我得到许多乐趣。浩伊说，美国工人很喜欢他们的工具，当成玩具来玩。我就说，站在工人的立场，可不尽然。如果刚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机，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刚好是炎热的午后，杯盘堆积如山高，刀叉胡乱埋在吃剩的牛排、马铃薯和浓汁之中，鱼骨头和柠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来说，她要用到三十五个冰淇淋专用盘子，五分钟后宴会就要开始。浩伊教授听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问我，我提过这么多将军的名字，为打破单调起见，为何不描绘一个要开会却找不到靴子穿的将军呢？我说，就我记忆所及，是有一位将军非常贴近他的形容。不过，并不是找靴子。国民党一二五师的陈少将临上战场时，常常找不到地图。

　　我是在东北见到这位陈将军的。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战术”后，大多数国民党将官对敌手的坚忍都心存余悸，下令部属坚守岗位，接到进攻的命令时就敷衍了事。对方大举反扑时，他们就停止进攻。但陈将军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师装备不多，但被前线指挥部视为机动部队，有时填补前线的缺口，有时移到最东边或最西边去巩固侧翼。他的师没有汽车运输，子弹也不够用，但这位个子矮小的将军却从不抱怨，为何他的部队总是有许多任务。他常身先士卒，仿佛带的是步兵连。你只要在地图上指出他的目标或目的地，他就会保证准时到达，不论有无敌军阻挠。总是来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网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说的靴子。但是他有乱放地图的习惯。“我的地图呢？我的地图呢？”看他到处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图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挤得有点皱，让他找不到。

　　但陈将军的故事并没有快乐的结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产党军队俘虏，是东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将军，其后许多将军也陆续被俘。我很难告诉他们整个故事，却不交代林彪的“人海战术”以及共产党军队得以机动作战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势必没完没了。就这样，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论，我必须像学徒一样，先通过前两个阶段。不过，无论我想多谦虚，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上有所贡献，就不可能避开最后一个阶段，我的主题迫使我必须如此。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导，成为工匠和技师，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对这个州心存感激，像垦荒时期传说中的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么离经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赏校园可以容纳不同流派的建筑，而且可容纳十万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场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西根大学，我没多久就了解到历史的多样化。在一堂强调撰写传记的课程中，我选择比较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各种传记。令人惊讶的是，在总图书馆中，他的书居然占了整整一个书架。更惊人的是，同一个对象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后来我在同一门课中又学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纷歧的角度来处理同一个题材。运用这项特权最淋漓尽致的是英国史学家墨利斯·艾诗立（Maurice 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书名为《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由书名可知，作者对克伦威尔没有太多的好话。即使这位护国主嫁女儿时铺张奢华，也成为他这人无足可取的证据。但数年后，艾诗立出版了自认更成熟的作品：《奥利佛·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同样地，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内容。内容不仅较成熟，而且作者立场丕变，就像职业棒球选手一样，在两队同一天连续比两场比赛时，在第二场被交易到敌队去。仿佛这还不够夸张似的，艾诗立还在参考书目中引用自己早年出版的文章，作为不同学派的代表。

　　但艾诗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并不是因为只会任意变换立场。他能克服自我驳斥，而且从中获益，历史学家得以从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观点。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多年的准备工夫。在密西根的历史学系，有位教师具有绝对力量，引导学生走向通彻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华德·俄尔曼（Howard Ehrmann）。一开始，对我们这些习于美国大学进度的学生而言，俄尔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书。他很少讲课，更少在一个主题上停留十分钟以上。有一天，研讨会中的一名学生查过目录表后，把她的惊人发现告诉全班同学：“好好笑，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但俄尔曼教授当然和别人合编《密西根大学现代史》（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共十五册。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俄尔曼的风格。他的历史学识丰富异常，又认识无数的学者，有些还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课完全不准备，但是这种即兴风格必须有很强大的资源为后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发研究生的喜悦与热情。他可以从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 Litovsk）和约的签订，转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不会丢掉听者的注意力。他习惯讲述主题的前景或背景资料。他会毫无预警地讨论内在议题，其本质通常引发许多争议。他闲话家常般点出争议之处，讲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动。他在过程中不断抛出相关的参考书目，班上的一两名学生会点头称是，其他人则羞于自己的无知与不足，下课后就直奔图书馆寻找救兵。只有额外的阅读，才能移除盲点。

　　霍华德·俄尔曼以认识纳米尔（Namier）为荣。这时我们都已知道，纳米尔就是路易士·纳米尔爵士。他的方法被称为“纳米尔方法”或“纳米尔主义”。他评估18世纪的国会议员时，要读者先不管他们属于保皇党或自由党。他钻研他们的来往信函，研究他们的家族账户，甚至找到现金收据，最后证明他们结成小党派，其中成员流动性很高，结党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私利。经过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一书中发布他的研究成果。这故事的教训是，当历史学家对细节很有兴趣时，必须持续耕耘，有明确目标，才能建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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