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普林斯顿，新泽西

普林斯顿，新泽西(1)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爽。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 Inn），是栋现代化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脚在床边晃来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

　　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的电话。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mond 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

　　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 Tripps）、耐普夫妇（RonandMae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 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 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及麻省理工学院演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根汉基金会特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同仁会议中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好放进宣传手册，招睐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他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班，以多赚额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这学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行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师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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