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牛津运动第四章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第四章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1)

　　我说过，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倒台，中国文人学士失去了领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人学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领袖。曾国藩死后，正如我们看到的，政权落入到两派文人学士手中，一派称之为湘军系，一派称之为淮军系。湘系是些湖南人，属于保守党，司令部在南京。淮系是些安徽人，属于自由党，司令部则在天津。曾国藩侯爵一死，保守党的湘系逐渐失去权势，除了从国库里按期领取抚恤金外，那些曾经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湖南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特权，于是长江流域又出现了哥老会（秘密结社），对帝国统治构成新的威胁。相反，自由党的淮系在李鸿章领导下，则权势日增，直到大权在握，统治全国；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国家钱款和拔去他人顶戴花翎的权力，还控制了国家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肥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也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但保守党的湘系却还有领袖，他就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此时初兴的康有为雅各宾党尚未形成气候，刘坤一不仅是保守党的湘系首领，名义上也成为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领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在中国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他跟威灵顿公爵一样，并非学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个军人而已。其与威灵顿公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中国的苏格兰高地人——中国的长江流域就是英国的英格兰。汉口以上的长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内湖”，形成中国的苏格兰高地。汉口以下的长江领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国的苏格兰低地。长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苏格兰人的一切特性。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就是长江下游的安徽人，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士”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相反，长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别是湖南人，则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粗豪，耿直，勤劳，节俭但不吝啬。不过，无论是长江流域上部还是下部的居民，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勇敢或坚毅。这种道德品质，是中国其他各省人特别是广东人所不具备的。事实上，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苏格兰那种“勇敢坚毅”品质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说过，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一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智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甚至连张之洞大人也缺乏气节或道德勇气，尽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的人。我说过，目前中国惟一称得上有气节的有教养的阶层，是满洲人。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1900年，华北爆发了义和团狂热运动，北京帝国政府在列强攻占大沽口之后，被迫宣战。南京的刘坤一致电两宫，认为把战争的恐怖带给他治下的人民是不应该的，但尽管如此，他却向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国列强侵犯他统辖区的任何部分，无论是获胜还是落败，他都将誓死捍卫中华帝国的荣誉和尊严。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刘坤一死后，中国文人学士受三大巨头领导。这三大巨头是张之洞、袁世凯和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陷于绝望，在绝望中，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乐于追随康有为的过激党，赞同他那连根带枝的彻底改革方案，此种改革终于演变为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然而，张之洞首先警觉起来，他同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划清了界线，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发表了反对他们的宣言书。正是牛津运动的影响，那种反对丑陋粗鄙、追求美好优雅的牛津情感，把张之洞从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了出来。讲到这里，我可以指出，张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对于国家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危急存亡关头，他本人觉悟并率领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们脱离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如果张之洞与中国文人学士跟康有为搅和在一起并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但不管怎么说，要不是张之洞和中国文人学士及时退出，已故皇太后绝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对付和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使国家免遭他们那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的灾难和毒害。

　　袁世凯，三巨头中的另一个成员，在这危急存亡时刻，也从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同伙中脱离了出来。就张之洞而言，他脱离他们，是因为他品格高尚，性情优雅，牛津运动的影响使他更加精炼。而袁世凯则不然，他之所以抛弃雅各宾朋友，抛弃康有为及其党徒，纯粹是出于品质卑劣之故。

　　袁世凯乃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索尔兹伯里勋爵曾把张伯伦先生称之为“杰克·凯德”。的确，像杰克·凯德一样，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实在都属于群氓党，分别代表他们国家那粗野、浅薄、污浊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国家，群氓都并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国，群氓甚至于极为道德，比目前中国的知识阶级、文人学士们要有道德得多——这一点，从他们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正直诚实中，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国的群氓，尽管他们有道德，却并不高贵。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民众的确拥有实力，但这种实力来源于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群氓是粗俗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粗俗与强烈的欲望两相结合，便使得民众在掌权之后，总是蛮横残暴。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袁世凯还是英国的张伯伦，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了本国的群氓，所以也就一并拥有了群氓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他们两人都是强人，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的力量由于来源于自身强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种卑鄙残暴的力量。此外，他们俩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却只是一种丧失了优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国人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在华外侨则名之曰：“自救本能（savey）”。实际上，袁世凯和张伯伦都有足够的“自救本能”。他们深知生姜入口便有辣味，与饭碗作对是愚蠢至极的，一旦失去了饭碗，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便真能带来太平盛世也不行，而这一点，像康有为那些强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实现的雅各宾党人，却是不很明白的。我说过，正是出于卑劣的本性，袁世凯摒弃了他的雅各宾朋友。像袁世凯和张伯伦先生一类人之所以改变政策，跟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的情况不同，后者是因为生性轻浮，而他们则完全是出于冷静的算计。袁世凯加入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一伙时，并没有康有为及其党徒们的那种热情，和他们那种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为他盘算着李鸿章倒台了，而康有为及其激进党却有王牌在手。同样，看到他们出牌轻率不慎，即将输掉时，便又将这些朋友弃如敝履。事实上，像约瑟夫·张伯伦一样，袁世凯是一个完全没有热情和高尚冲动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热情和高尚的冲动为何物。正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那种高贵的疯狂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感到同情，从而使得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对省内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的义和团农民青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残酷镇压，大下杀手。奇怪的是，他这种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样的、没有头脑且卑鄙无耻的外国人的喝彩，为他赢得荣誉。简而言之，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先生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带有着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残暴的特性。

　　袁世凯步入政界，是从做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开始的。当时，吴将军受大清帝国政府派遣，率领中国军队进驻朝鲜仁川。袁世凯是早期镇压太平军的名将和统帅袁甲三总督的远房亲戚。袁甲三的许多部将后来都成了将军，吴长庆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尚未成年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赖，被赶出家门，后由袁甲三的另一个部将，最近才升任长江巡阅使的程文炳抚养成人。程的一个儿子与袁世凯一块念过书，他告诉我，袁世凯从小就固执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莱尔描述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图斯·罗耀拉时，说道；“（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带有嗜欲的比斯加亚血统，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色荒淫，公然无道，尤其是欲望极强。在他看来，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饮食店，里面有大蒜，有牙买加胡椒，还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调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专供大胆的人去满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间就只剩下谣言和空谈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中，伊格内图斯已度过了差不多三十年。”

　　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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