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邓中夏

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一九三〇年）

　　（一）广州暴动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便决定武装暴动，为武汉反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至于广州暴动一直到十一月十七日方才正式决定。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在反动阶级方面，国民党的内部已经公开发生的战争，就全国而言，有所谓南京政府与唐生智的战争，时局已经非常混乱；就广东而言，广东派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正准备打倒广西派军阀（李济琛，黄绍竑）的政变与战争，一触即发，广东各县已有数处小的战争，时局异常紧张。

　　在革命民众方面，工人由普通罢工示威，转变为打杀工贼与抵抗警察的武装斗争，群众常常走到街上；农民发生三次暴动，四月李济琛反动时发生一次政治示威暴动，九月叶、贺攻入潮汕时发生一次秋收抗租暴动，十月发生土地革命暴动，海陆丰得着完全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中间阶级因勒捐派款以及战争，确有厌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情绪，表示动摇；其先进分子有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广州驻军确有大部分对工人表示同情。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的威信确已增高，与群众结合同生共死的亲切关系，有调动群众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广州暴动与广东张、黄举行政变刚刚同一天。那时中央在上海本来还未得到张、黄政变的消息，但已估定张、黄政变日内必然发生。中央很郑重的给广东省委以训令，谓“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的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汇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更提议下列具体办法，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施行：

　　1.广东省委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私人战争。

　　2.广州市工人应站在阶级的利益上，自主的公开各地革命工会组织，召集产业的职业的地域的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之开始），开始一切斗争，实现各项要求，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但当斗争期中，各工会原有之秘密组织仍须严格保存。并在罢工期中利用机会建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雏形。

　　3.海陆丰之工农革命军应号召农民群众尽量扩充志愿兵额，利用陈济棠、黄琪翔军队在东江的战争或因陈、黄集中东江作进攻惠州扑得广州之计划。但此项计划实施时，必须使工农革命军沿途号召农民杀死豪绅，分配土地，以扩大土地革命。

　　4.广州三条铁路的反动机器工会领袖，在此次政变中号召革命工人自动铲除，并夺取铁路管理，以响应广州市工人罢工运动。

　　5.广州市郊及中路各县农民运动，须注意各地暴动向广州方面之会合及水陆交通之破坏与乡村暴动之蔓延相并而行。

　　6.广东南路、海南的农民暴动已在各地蜂起，目前所最注意的，是怎样使这些暴动能获得农民群众之广大参加，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政权，破坏统治阶级的统一局面；同时须积极根本改变乡村中之一切旧有关系。

　　7.广东的北路、西路为两广实力派目前战争的所在之地，这两处农民暴动应使之发动为破坏军队之主干，不当拉夫，不卖米粮，破坏铁路、河运，截留两方谍探，煽动两方军心，夺取军队武装，并引导兵士离开队伍，而加入农民群众革命军，以扩大并巩固农工暴动在这一个区域的胜利。

　　8.退在江西信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宜迅速使之开往老隆、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民会合，以开展五华、紫金等县的农民暴动。

　　9.在全省各县工农暴动中各主要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各县的手工业工人都须同时兼顾到，并宜使之为自动的发起，由经济斗争或是部分的政治斗争发展到全城暴动。

　　10.依据本党军事运动的新方向，广东省委应训令所有军事同志极力向军队下层活动，并设法煽动士兵使之在战斗中哗变反抗，散入农民群众中，成为农民革命军，当其战争溃败时，宜领导农民夺取武装，武装自己。

　　11.总之，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一运动，并且于每一个策略的决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扩大会议各项条文，务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实施。

　　有些人怀疑中央是否与闻广州暴动，其实是误会的。中央所未与闻的只是暴动日期问题，这是因时机紧迫，交通不便，有以致之。

　　（二）广州暴动的准备

　　广东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到中央训令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当时是全体一致赞成中央决议的。并决定发表号召暴动宣言及暴动的口号，又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从事军事组织技术的工作。他们的准备工作诚如共产国际所指出还不充分，虽然全部布置还没能运用周密，还没能组织完备，还没能实行无缺，然而省委确实尽了他的力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我们此地只举出几个大者来做例：

　　1．纠正等待主义的错误。广东省委对于暴动政治上的准备，可说早在中央提出“武装暴动政策为党的行动之普遍方针”的时候便已进行了。那时叶、贺南征，广东省委便去准备叶、贺军队打到潮汕时，潮汕暴动响应，打到惠州时，惠州暴动响应；打到广州时，广州暴动响应。此时省委便做了不少的宣传鼓动工作，自然这个计划一望而知为是以叶、贺军队为主力，而工农变成了一种仅仅响应的副力，这是一个大错误。迨叶、贺失败，省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而先进行各县的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于是海陆丰便先广州暴动而取得了胜利。

　　2.启发群众的政治斗争。四月李济琛叛变以后，省委曾不断的引导群众斗争，如四月二十三日之政治罢工；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纪念与六·二十三沙基惨案纪念之两次示威大会。自然此时的口号仅仅“反对白色恐怖”“要求释放政治犯”“肃清反革命”而未提出“打倒国民党”更未提出“苏维埃政杈”但省委对于引导群众斗争是随时注意的。

　　十月，叶、贺失败了，省委在政治上更是进一步的准备，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引导群众斗争。其中最大的是十月十四的海员大示威运动。先是江门、汕头海员经济罢工，广州的海员总工会为李济琛所派的改组委员所盘据，海员得不到援助，于是十月十四日便联络广州、香港、汕头、江门、澳门五处在广州举行四万余人的大示威运动，开会后，游街巡行，行经海员总工会门首，群众便蜂拥闯入工会，当场打死改组委员二人，占领工会，自动办公。影响所及，广州各工会都纷纷自动夺取工会。夺取广州工人代表会会所时，亦发生与警察武装冲突，互有死亡，反动政府十九日来一压迫，工人失败。此外，国庆纪念，工人群众是参加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工人群众又举行示威。在这些争斗中，工人高呼着“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此时，汪精卫、张发奎定计强迫解散省港罢工工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虽然取消对香港之封锁，实际上罢工仍未解决，罢工工人仍留居省城约三万余人，此次方被汪张解散），封闭罢工工人的公共食堂和公共居舍。罢工工人举行示威，并自动放火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房屋。

　　十一月十七日，张、黄政变后，省委已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张、黄召集的所谓“护党运动”大会，事实是等于阅兵，然而工人群众忽然闯入参加，高举红旗，向士兵高呼“打倒国民党！”，“广州苏维埃万岁！”，“工农兵政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兵士表示同情，张发奎气极，下令捕拿工人，兵士不肯动手，卒由张之卫兵捕数人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省委公开发表宣言，号召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提出下列口号：

　　“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工农武装起来；劳动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和改组委员；立刻恢复省港罢工工人权利，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增加一切工人工资；工人监督生产；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居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一切土地归农民、兵士；杀尽土豪乡绅地主；改善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反抗军阀；兵士委员会监督军费的开支；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琛、黄绍竑；枪毙一切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工农兵联合万岁；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万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众与苏联联合万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将这些口号联为“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打倒军阀斗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

　　3.纠正过早暴动的倾向。十月十四日海员大示威以后，群众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十九日反动政府便来一个压迫，此时工人异常悲愤，工人中有主张立即暴动者，省委认为时机尚早，此时尚无准备，故指出“我们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更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要求，宣传暴动的必要”。由此可见省委并非轻举妄动者流了。

　　4.打破“左派国民党”的幻想。此时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尚以“左派国民党”自居，为打倒他们的政敌李济琛，想借民众势力以为助，故用许多左倾口号以欺骗群众。自然此时民众不少为其所惑。省委除一面竭力宣传汪精卫在武汉反动事实外，同时一面又领导失业铁路工人（四月十五日后被李济琛开除的）及其他群众数千人向汪精卫要求恢复职业。当时有人反对省委此种计划，谓一方面反汪，一方面又向汪请愿，自相矛盾，徒然混乱群众视听。但省委坚决如此执行，结果如何呢？汪精卫不特不能允许工人要求，而且调动军警捕拿工人领袖，于是群众自然在自己政治经验中认识了所谓左派的真面目，由和平请愿变成示威包围，高呼“打倒汪精卫”。张发奎几次欲找共产党谈判，省委毫未犹豫加以拒绝，并向群众公布，于是张发奎的所谓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

　　5.赤卫队的编制。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后，即着手赤卫队的编制，组织二千工人的赤卫队。这赤卫队是极端秘密而按连组织的。又组织最可靠、最忠实、最有训练的敢死队两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夫一连）。此外，又准备运输工人汽车夫等，以及一切运输用具以备暴动之用。又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药，少数手枪驳壳及许多冷器，如此武装工人。又建立消息机关，差不多反动军队及政府机关、参谋部等处都有共产党的消息报告员。

　　6.苏维埃的组织。因为秘密状态异常严重，所以苏维埃只能在决定暴动日期的时候才成立。由广州工代会六十余人联席会议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十人。革命的兵士会议选出三人。市郊农民协会选出三人（但只有一人参加了苏维埃工作）。此外共产党亦有代表参加。工人占三分之二。举行暴动的最终决定，是在这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并且还通过了举行暴动的行动计划。由此可知，说广州苏维埃未经选举，是不合事实了。

　　7.教导团的夺取。省委对兵士中的工作仅仅只限于广州市内驻军，而驻在市外及外县的兵士并未发生关系。广州市内的教导团十二连本是由武汉调来广州的，其中大部分是军事学校学生的知识分子，经省委的活动，他们中除少数高级军官外，一致赞成苏维埃革命，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此外则警卫团、炮兵营、黄埔军官学校都有一部分受共产党影响。在暴动前的一星期，曾开二百兵士的会议，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共产党所提出的口号，尤其是“土地归农民兵士”口号，得着群众热烈的拥护。

　　总结起来说，省委所做的准备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不充分的地方。这许多不充分的地方，也是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省委已经做了的，是我们宝贵的经验，当然不可抹杀。平情而论，这些做了的工作，是值得赞美的，决非毫无能力的所能梦见。

　　（三）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

　　伟大的东方殖民地上第一个出现的广州苏维埃存在了三天，终于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队、军舰、民团联合的环攻之下颠覆了。广州暴动一起来，使得帝国主义震惊危惧，使得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恐慌发狂。帝国主义便用尽了所有可能帮助国民党军阀。日本水兵登陆，开枪射击赤军，使得长堤的反革命军队难以肃清；英国的军舰商船救出许多反动派和豪绅资本家运送到河南或香港，使得他们能从容集中力量来对付广州苏维埃；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也派兵登陆；反革命的海军与河南的李福林便在英、美、日、法的军舰的掩护及运送的条件下，得以轰击广州。国民党各派军阀亦为广州暴动胜利所震吓，立刻放弃互战且联合起来拼死命的来扑灭他们所毒恨的苏维埃政权。就客观原因而论，自然是敌人力量大过革命力量，所以苏维埃政府不能不失败。然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主观原因，因为研究主观原因可以使得我们得到极大的教训。所以我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厌求详。

　　A．暴动的社会基础与发动群众问题

　　……这次暴动之中，并非所有的广州工人都参加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人甚至于说广州暴动仅仅只有五千人参加，这是有意的极端诬蔑。积极参加暴动的确在两万人以上。平情而论，广州暴动虽然有两万人参加，我们仍可说是社会基础不广，比方说在国民党未叛变以前，经共产党所组织在广州工人代表会之下的工人群众便约近二十万人，虽然经过李济琛、汪精卫、张发奎屡次的不断的打击，然而仅只两万人参加暴动，实觉太少。

　　省委在暴动前后确尽了不少的努力，约举于下：

　　1.经过党的系统，党在暴动前一星期中曾召集了两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第一次讨论总同盟罢工，到会的三十多人中多数认为总罢工可以做到。嗣后各支部书记陆续报告罢工困难，在第二次会议中，便移转方向讨论暴动时的政纲，和暴动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的可能程度。在各支部中，党又分别召集活动分子会议，讨论暴动的方法，罢工的发动和赤卫队的扩大组织。

　　2.经过工会系统，工代会亦在那一星期中开过代表会两次；第一次亦讨论总罢工问题，到会四十多代表，多数认为罢工可能；第二次便选举苏维埃委员。

　　3.赤卫队按联队分区域开各队长联席会议，会议中侧重政治报告和组织扩大的讨论。

　　4.党的指导机关和工代表特委会、赤卫队委员会更是日日在开会，暴动的决定是经过一次热烈的讨论，并全体承认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是当时必须采取的策略。

　　5.暴动时赤卫队是按联队分区域集合。每一联队几乎全体都是徒手群众，而每一联队组织之外，还跟随着许多徒手群众。

　　6.暴动前决定了于暴动胜利后，召集群众大会，但缺少详细的召集方法。总罢工的命令决定于群众的军事行动起来后，即以工代会名义发布，并召集群众大会拥护苏维埃政权。

　　7.暴动前通知各支部的任务是：（一）宣传暴动意义；（二）准备总罢工；（三）号召群众参加赤卫队。

　　8.暴动开始后，十一、十二两日召集群众大会未成，改开代表会议，到三百余人。党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亦两次均流会。但赤卫队总部却聚集一千多人，多徒手的积极的工人，甚至领袖等编制。在暴动的总机关的门口却川流不息地有工人前往领枪，自动地参加暴动。各街各巷都见有缠红布带的工人。

　　群众没有如火山爆烈般广大地起来，究竟原因安在？

　　客观方面

　　1.广州工人群众向来是分裂的。不但产业工人中分出了机器工会的组织，便在手工业工人店员中，于广东总工会所属之外还增加了所谓“左派”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因此，此时在工代会直接指挥之下的工会不过六十余了。虽然这三个反动工会并没有真能取得若干群众，至少反动派可利用这些工会名义来阻止所属工会参加一切革命运动，削弱了工代会所号召的力量。

　　2.广州工人运动两年来都有省港罢工工人领导。自一九二六年十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取消对香港封锁以后，尚有三万人留居省城。广州市一切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罢工工人的行动成了唯一的领导者。暴动前一月便被汪精卫定计强迫解散，力量便已分散，赤卫队的秘密组织留存在罢工工人中的只得五百人。所以反动派解散罢工工人一事，实给我们发动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致命伤。

　　主观方面

　　一、暴动前没有总同盟罢工。中央与省委虽然都曾决定总同盟罢工，但因客观困难终未实现。当时未坚决执行总罢工，而改变为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自然因恐反动派借口战争戒严时间便对群众施以无情的屠杀。结果总罢工依然是一暴动。此时我们的准备还未妥善，因此索性迟数日，总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先罢工而后暴动，本是暴动艺术的常轨，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实乃变例；暴动前既无总罢工，群众不能周知，暴动开始后便转入作战状态，交通上更增加许多障碍，这亦是广州暴动时集合群众比较困难的原因。

　　二、暴动时没有适于发动群众的灵便组织。广州产业工人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以机器工会的分裂运动，多部分群众是被划分了出去。结果工代会属下的工会最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他们每一工会的群众都是遍布了全市，平常示威集会，各工会参加的群众，多半只就其工会附近所能通知的为数，远的便不能在他的旗帜之下集合。加上党在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群众中的组织也是按照工会的系统划分支部，每一支部所管辖的党员也同样遍布了全市，党没有采用街道支部的组织形式，来集中这些散乱的手工业和店员群众。所以党的支部除掉海员、汽车、邮务、印务、铁路（失业工人）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会的积极工人领袖或支部负责同志多半参加到赤卫队中去，暴动事起，他们便去巷战去了，于是群众的发动自更少人领导了。上层指导机关与下层群众中间失去了连系，就因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暴动时会发生这个困难，没有采用适宜的组织来解决这个困难，这在客观上又是阻碍了群众的发动工作。

　　除此之外，社会基础不广还有其他原因：

　　1.党对黄色工会政策不对。从前广东党对于黄色工会就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有时对黄色工会完全取仇视的态度，对于黄色工会会员完全置之不理；有时与黄色工会取联合战线的策略，然而只有上层机关的联合，而没有下层群众的联合，甚至因恐怕黄色工会上层领袖的怀疑嫉忌而完全停止下层群众中的活动。由来已久，不是旦夕可以改正的，不过有人说黄色工会会员完全与苏维埃立于反对的地位，亦是与事实不符。一方面机器工会领袖统率他的武装体育队（约近千人）帮助白军进攻苏维埃是事实；同时另一方面广东总工会和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下面的群众很多自动的走到苏维埃方面来，就是机器工会会员亦多表示中立（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未对苏维埃罢工或怠工）也是事实。广州工人群众一向是分裂的，而这次暴动却收到了对黄色工会下之一部分群众的领导的功效，暴动失败后，黄色工会下的群众有的说为何早不通知他，假使我们早在他们中努力工作，他们必更有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暴动或对反动领袖反对苏维埃的行动加以制止。

　　2.对市郊农民运动的工作不好。党在外县的农民中虽有好几处有深厚的基础，特别是海陆丰；但是市郊及中路农民运动却一向未做好，差不多市郊农村之中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这次暴动市郊农民有数百人占领广三铁路车站，兵工厂附近，亦有数百人起来，然而没有立刻发动几十万的市郊农民暴动，围护广州并截击白军；而海陆丰等处又远水不能救近火，于是广州的暴动便陷于孤立。

　　3.对兵士运动的工作不足。党在国民党未反动前，简直没有兵士运动，仅只军官拉拢。国民党反动后，又来不及做兵士运动，老实说，党也没有兵士运动的经验，中国军队是雇佣制度，在兵士中的工作自然比较困难。党在准备暴动期间，仅只在广州驻军中做了工作，而且教导团甚至整个参加暴动，至于广州市外的白军中就没有丝毫的工作了，故兵士群众参加暴动的不过数千人。

　　这些都是使得社会基础不十分广大的原因。

　　B．选择暴动时期问题

　　这一点同志之间争论颇大。说暴动时期不适当的同志最有力的论据是引用列宁关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之事变的话。列宁说：

　　“七月三日至五日的时间或者是可以夺取政权的，因为敌人无论如何总是要加我们以暴动的罪名，而以暴动者来处理我们的。从这个地方，并不能就得出个结论说：那时候夺取政权是于我们有利的，因为使暴动胜利之客观条件还未具备。”

　　是否能引用列宁的话适用于广州暴动，当然要问是否当时圣彼得堡的状况与此时广州的状况完全一样或者差不多。

　　我们现在提出几个事实来：

　　1．你们不说“广州暴动因为铁路没有罢工以致李福林得利用铁路由韶关调回军队向广州进攻，是一个错误”吗？我可告诉你，三条铁路本来是共产党的势力，但四月十五日以后，李济琛先下手，开除革命工人至一千余人之多，换用黄色机器工会会员，铁路已非我有，遑论罢工？

　　2.我们大家不是公认广州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十分广大吗？我可告诉你，留在广州的三万余人的省港罢工工人，事实上是两年来广州的政治斗争的唯一的领导者，但十一月汪精卫、张发奎又先下手将其强迫解散，使我们在暴动中减少一个伟大的力量。

　　3.你如说“暴动时间应该稍为延迟一些，最低限度也要等到张发奎、李济琛军阀开始激烈战争的时候”。好的，可告诉你，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在上海已经电致张发奎，并派其妻兼程赴粤，要张发奎先下手，决心解散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教导团，决心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领袖，决心封闭工会及禁止工人活动，并决心搜查苏联领事馆，以至驱逐苏联领事出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张发奎亦决定日内就干。

　　这个时候，很清楚的还是依然让反动派先下手根本消灭我们势力呢？还是我们先下手消灭他们呢？何况群众已经愤激，反动派压迫一来，群众必然是散乱的各自为战，结果依然等于暴动，这时候，还是让群众分散的暴动给反动派各个击破归于流产呢？还是我们有计划的暴动先给反动派一大打击力争胜利呢？省委原决定暴动日期应在两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但因时机迫切，不能不提早于十一日先下手暴动，事实上我们先下手已取得胜利，虽然只有三天，不然，我们的势力再被反动派来一个空前的打击，那末连三天苏维埃的胜利都不会有。

　　是不是当时圣彼得堡状况和此时的广州状况完全一样，或者差不多？我想，并不一样，并不差不多。

　　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正多，（另见上下文）决不关于选择时期问题，我们认为广州暴动的时期非此不可，就是说，省委将暴动时期提早是对的。

　　我们在此联想到批评广州暴动的另一意见，他说“广州暴动失败之一，是因当时没有没收银行存款”，好的，这正合乎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批评，但是，事实上广州暴动却因攻打银行费时太久，以至延搁对河南及其他白军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如果象巴黎公社一样认为没收银行似乎不合理，那当然不对，然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宣言明明有没收银行的字样。从上面引用列宁的话，如此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批评不同的事件。同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C．军事技术上的错误

　　中国非征兵制度，工人阶级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他们差不多都是在暴动之后第一次开始练习开枪的，此次广州暴动，夺得敌人的机关枪只使用一部分，二十五尊大炮只使用四五尊。这些都是减少军事上的效能。虽然如此，当时指导机关对于军事上实做了不少的错误。

　　1.没有同时爆发。广州暴动虽然坚决，勇敢，无妥协的前进，突然进攻，是其优点，但是没有同时爆发，如河南、黄埔（此处并且有一部分军力）、石龙等处有同时爆发的可能，可是并没有与广州市同时而起。如此等处同时爆发，既可壮大声势亦可扰乱敌人后方。

　　2.没有立即捕杀反动军事领袖。捕杀了敌人的军事领袖，至少可暂时使得敌人军队失掉指挥，张皇失措，不至很快的来进攻我们，广州暴动没有顾及这一着，如张发奎、黄琪翔都居在东山，只须少数队伍去便可捕杀，我们没有早做，以致他们得以逃往河南发电调西江军队回省进攻我们。

　　3.没有占领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不仅有大批枪械，而且此地是西北面屏蔽广州要地，我们也没有派一部分红军联络已经起来的农民围攻占领，亦一失算。

　　4.没有堆集街上障碍物，以致敌人来攻时顺利无碍。

　　军事上既有这多错误，于是广州暴动不到半天便返攻为守，一个暴动假使到了返攻为守，大事已去了一半了。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一重要原因。

　　我们在此地要反对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是说广州暴动的失败是“偏重军事偏重武器”，于是得一结论说广州暴动是“军事投机”，或说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这种见解是有害于暴动的。什么是军事投机？严格地说，必须是专门勾结军队靠之作一切工作以代替群众自动地斗争，宽泛地说，也须是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或竟至阻止群众斗争，至少也是不理群众而一意靠一些外来的武力去发动斗争，才能认为是军事投机，广州暴动并不是这样，如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军事投机”一词在中国党中随处乱用，遗害无穷。

　　总结起来说，在主观上社会基础尚不十分广大，军事技术又做了不少的错误，这些东西便更促成了广东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失败。

　　但是，我们有一点要认清楚，即使无主观错误也不能说必然胜利，因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我们优越几倍，即使国民党军阀因战争而削弱或崩溃其军力，然而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存在，帝国主义的兵舰曾经封锁过武汉，曾经炮击过南京，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旗子，现在广州暴动是苏维埃的旗子了，谁能担保，帝国主义不肆无忌惮的轰击广州城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得一结论，敌人势力既优越我们数倍，例如普列哈诺夫的高叫“你们不应该拿枪呀”！这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这样想。我们必须郑重的认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只有发动伟大的工人以及农民兵士的群众可以战胜；只有认清我们当前的战斗是极其困难艰苦的斗争，是极残酷的肉搏。从此而得的结论，决不是抛弃战斗，而是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强组织力，百倍的加强指导与考察的力量，百倍的英勇的精神，以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及中国一切种种反革命的势力。

　　固然我们不能担保操必胜之权，共产国际说得对；“广州暴动是中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必要尝试”。我们号召所有革命者反对有人对于广州暴动认为是“过早的行动”是“盲动”是“军事投机”是“游戏艺术”之一切企图与阴谋。

　　（四）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中国革命的转变非常迅速，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又很幼稚（才只成立八年），在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策略，自然不免有许多错误。我们决不隐瞒我们的错误。我们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广州暴动给予我们丰富无比的经验与教训，广州苏维埃政权虽然只存在三天而失败，然而他已渗透了全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心理之中。国民党革命已经完结了，此后便已开始苏维埃的革命。我们热烈高呼：

　　苏维埃的红旗在全中国在全亚洲在全世界遍插起来！

　　署名：中夏

　　（原载《广州公社》，1930年12月25日无产阶级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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