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与国民革命|邓中夏

“二七”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一九二三年发生的“二七”运动，虽然当时的国民党还没有改组（国民党改组时一九二四年一月），然而他的性质与意义，确确实实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革命初无二致，同归一辙。何以呢？因为“二七”所反抗的对象就是军阀与帝国主义。他直接反抗的是“三次战功，八省地盘”大哉巍巍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然而他间接反抗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铁路完全属于帝国主义的五条，名义上归中国政府交通部管理而实际上归外国债权者管理的六条，而且中国现在所有铁路已经是条条有债，无一条不抵押于外人了；这就是说，无一条不受英日法比等帝国主义的宰制。所以中国铁路工人不仅与军阀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与帝国主义也有不可解的仇恨。在“二七”未发生以前，陇海路有驱逐比国总管若里运动，正太路有驱逐法国管理阿露白冷运动，是其例证。“二七”之役，执行屠杀者是军阀吴佩孚，策划屠杀者是帝国主义，北京公使团之叠次会议，汉口英领事之教嗾指使，尤为明显。

　　京汉铁路工人此次大罢工，虽然争成立总工会而起，而其实际意义是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自由，是为民权而战，所以他们说：

　　“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运动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该路总工会代表李震瀛在群众大会说的话

　　总而言之，“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实行（不止参加）国民革命之具体表现。

　　并且，“二七”虽然失败了，然而他影响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至为巨大，比方说，国民党的农工政策，何尝不是受“二七”影响而来。这不是说国民党以前没有想到农工政策的重要；即其他党员虽没有想到，以中山先生超越古今的智慧聪明，那有想不到的事。这只是说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表现他们的力量与革命性，不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印象与剧烈的激刺，不能引起我们有决心采用农工政策。

　　很显然的，“二七”之前有香港海员罢工，有开滦煤矿罢工，及至又有伟大的“二七”，于是乎国民党改组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这样说了：

　　“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

　　甚至说：

　　“国民党现正从事为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有了“二七”，后来又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又有五卅罢工，又有广东三路打倒杨刘罢工，又有省港罢工，又是很显然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更进一步这样说：

　　“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

　　“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其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展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也。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之作用与地位，被我们大家认识与确定，“二七”实为一大关键。真的，有了工农阶级加入国民革命这一战线后，亦即是国民党有了工农政策之后，国民革命势力更见膨胀而发展了：肃清了东江，收复了南路，统一了广东，促进了北伐，囊括了粤桂湘鄂川黔闽赣诸省，前锋快要到杭沪宁了，有大半个中国了。虽然这些胜利还有其他重要原因，然而工农加入革命战线究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个。

　　但是，在这个国民革命势力发展的程途中，似乎有人发生对于工农阶级的信任问题，甚而竟有人怀疑到工农运动的本身，好似说产业不发展的原因是工潮的关系，说政府税收减少是因为农民反抗地主土豪劣绅的运动。国民革命势力发展以后，确是使民众运动扩大了，因之工潮增多了，乡村农民革命势力与反动的地主民团土豪劣绅的争斗愈加激烈了。同时，在另一方面，而军事势力亦发展了，并且这种发展正远超过民众势力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去年出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只不过八军，现在呢，发展到三十余军了，军阀军队尚余五十万，我们革命军队现在亦有五十万了。仅仅半年之间，而军事如此之迅速发展。固然在革命的斗争中我们军事必须有这样数量上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不但不应忽略并且应该注意的有一个事实。这事实是什么呢？就是革命势力发展了，原本是割据称雄的小军阀，不免有看风使舵相将投降加入国民革命。在国民政府策略上自然有容纳此等降将军之必要，然而谁都不能担保他们个个都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昨天加入国民党，今天便能够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这可以辛亥革命为例，当时革命党的势力是发展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亦复杂了，革命的力量就减削了。原有国民革命军的基本队伍，是如何在广东经过长期间国民党主义和政策的训练，如何经过两次东征，肃清杨刘，扫平南路，而至北伐与民众合作种种革命斗争中造成的。这些新加入的军事势力，固然增加了不少的革命军人，然而我们就不相信个个都是清一色掷地作金石声的革命军人能彻底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更何况国民政府势力发展以后，政客官僚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又纷纷地改头换面大家喧嚷着要投入国民党旗帜下来做升官发财的勾当。有这些复杂成分在一个革命集团中，即使本来是最革命的领袖，亦难免不多少受此辈投机分子之挑拨与中伤，“曾参杀人，告者三至，其母投机，”自古已然，何敢担保今日没有。

　　我们此段说话，并不含丝毫的恶意；我们对于革命应该要忠实，所以赤胆忠心地指出这一个危险来。我们很诚恳希望革命领袖充分注意此一危险，因为此一危险，不仅不利于工农阶级，而且大有害于全部革命利益，此理甚明，无须赘述。我们敢担保工人阶级依然是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依然是希望国民革命之成功，即使他们在有些地方受了委曲或甚至被压迫摧残，但是，他们知道大敌在前，军阀并未完全肃清，帝国主义尚未打倒，布满全国农村的封建势力并未铲除，他们依然在为了革命利益的条件之下而不改其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常态。工人阶级所希望于革命领袖的，只是比从前还要更坚决的信任他们是“国民革命有力的成分”，“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民族革命运动之领导者”。同时希望革命领袖对于不懂或违反党的政策之军人官吏，加以适当的教导与制裁。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民众们！工友农友们！大家团结起来！继续“二七”精神前进！拥护国民党的农工政策到底！达到国民革命之迅速成功！

　　署名：中夏

　　（原载《人民周刊》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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