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舰压迫粤海关事件|邓中夏

外舰压迫粤海关事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虎视耽耽的所谓列强，十年以来，对于中国是竭诚尽力的扶植北洋军阀派，同时又竭诚尽力的抑压民主革命派，“诪张为幻”，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到现在，国家还不够统一，政治还不能就轨，人民还不能安乐，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拜食列强之所赐呀！

　　如果要问列强何以要扶植军阀派抑压民主派呢？这不难解答，就是列强对中国的唯一目的物，只是“图利”两个字，比方做生意顾客是愿和“草包”的掌柜交易呢？还是愿意和精明的掌柜交易呢？准情酌理，顾客自然是愿意和“草包”的掌柜交易了；因为和“草包”的掌柜交易，可以于中占不少的意外便宜；若是和精明的掌柜交易，不特一丝一忽的意外便宜占不到，或者倒吃亏甚至倒折本也未可知。列强愿意扶植北洋军阀的政府，就是因为他们“草包”，敢于卖国，他们是列强所乐意的；列强抑压南方革命的政府，就是因为他们精明，而且忠心爱国，一旦这样的爱国政府把中国统一了，励精图治，列强那里去享受意外的便宜呢？这自然是列强所不乐意的了。

　　列强要吞灭中国，处心积虑，何止一日。“共管”的声浪，这几年是甚嚣尘上。所以中国不论是财政，海关，铁路，……甚至于政治，他们总是要干涉一下子。不过先前的干涉，犹是间接的，到去年，各国却不客气的大唱其直接干涉论调，至临案发生后，尤其利害，什么共同护路案呀，长江联合舰队案呀，……都是他们直接干涉中国的步调。但是从事实上具体表现的，乃是这次骇人听闻的“外舰压迫粤海关的事件”。

　　我们现在先把孙中山先生与外报记者的谈话和伍梯云外长致各国领事的牒文摘录于下。便知此次收回粤海关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种什么重大的意义。

　　字林西报载记者格廉氏四日访问孙先生的谈话，原电要点云：

　　“孙中山告格廉氏，谓广东一省，独负护法军全部战费，已越多年。而北京依列强承认之便利，得收广东之关税以打广东，事之不平，无过于此。依彼计算，两广关税收入，年约一千万元，此本两广人民之钞，故当然为两广所有，彼拟令饬关吏，缴出税收。若关吏拒绝，则往撤换另委。至于外债部份，广东应摊之数，仍当照缴，……格廉氏问此计划拟何时实行，孙答数日后即将着手。且是事前不先通告列强。因税款属于广东，与列强无涉也。……格又问若外交团承允拨付广东部份之关余，如民八故事，则此事是否终止，孙答曰然。然亦必将历年应拨未拨之数如数付彼而后可。但彼意外交团对于此层不能办到。……格又问今外舰云集于广州。若各国武力干涉，则将与之战乎抑否乎？孙答以广东兵力，决难胜外舰联队。但彼若有与外舰接仗之机会而遭败衂：则虽败犹荣，将视为一种荣誉，且亦尚有第二步办法（第二步办法如何未明言）。格廉氏之意，以为指联合苏俄，因苏俄代表婆罗廷氏近在广州也。）……格又言干涉关税，影响债票市面，若各省群起效尤，势必破坏全国之关税制度，国家将蒙不利。孙氏答言，国债担保，除关余外，尚有盐税及交通收入。果切实整顿，何难弥补。若虑他省效尤，债基无着，摇动国信，则补救之法，亦甚易易，只须外国撤消对于北京政府之承认可也。”

　　路透社八日北京电，述伍外长牒文内容大要云：

　　“孙中山已由伍朝枢以牒文致领事团，复外交团之警告。内谓海关为中国机关，须受粤政府节制。粤政府拟命广州税务司勿再以税款解交北京。留付粤政府以充政费，此纯为内务。末谓粤政府之行动不能视为过早。粤政府拟再后两星期，以待外交团之复文。”

　　由孙中山先生谈话和伍外长牒文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力争主权。至于主张，态度，措词，程序，都极光明正大，不亢不卑，不失为代表一国在外交上立场的规矩，真是保存国体的尊严和国民的颜面不少。我们回头来看一看，北庭历年来的外交是什么一回事呢？除掉“唯外人之命是听”，“听外人之命唯谨”两句话外还有些什么？东交民巷的外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北庭的小鬼头连屎尿都撒下来了。如最近的克门案，美国政府要怎样，北庭不得不怎样，临城案及护路案，公使团要怎样，北庭不得不怎样。金佛郎案，法国政府要怎样，北庭也不得不怎样。……他们有道理不讲，有约章不用，把中国国体的尊严和国民的颜面断送殆尽了。将粤政府这次外交和北庭一经比较，何止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无外交数十年了，今日独有这代表国民的革命政府，想到做到，勇于尝试，真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在中国外交史上大书特书了一个光荣的新纪元。凡是有良心的国人，应该要如何热烈的表示同情，如何热烈的表示同情，如何真挚的表示赞助，才是呀！

　　谁料上海的总商会，银行公会，钞业公会，不明大义，反为列强张目，合辞致孙中山先生一电，从事阻止。其电文云：

　　“自民国九年整理内国公债案成立，指定关余为基金公布后；内债信用，渐见回复，流通各处，商民称利。方幸社会金融，借之活动，国家元气，赖以昭苏；乃本年整理案内各债付息虽未失信，还本均已愆期，票价又跌，人心皇皇。说者谓因关税短收，除洋赔各款外，有无余款，或能余若干，尚难悬揣。日来报载我公计议，有将海口辟为自由贸易场之说。广东关税为收入大宗，此间商界宣传，尤为惊恐。内债关系全国人民生计，金融命脉，即国家之安危与共。我公手创共和，功垂青史，爱国恤商，当必引为己任。况为整理案内之八釐军需公债，尚系我公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内发行。想顾全关税，不使基金动摇，相与维持，尤我公之所乐为。日前安总税司过沪，敝会等曾以保管基金之事为请。渠谓对于整理原案，誓必坚持。客卿不忝厥职，至可感谢；我公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则感荷仁施，实无既枉，剀切直陈，统希毫察。梯云先生并此致意。”

　　按此电文中有两个要点，其一为粤政府收回海关是开辟海口为自由贸易场，这是商人误听了安格联反宣传的话，无的而放矢。其二以为粤政府收回海关便是动摇内债基金，其实商人未免太不注意孙先生的话了。孙先生明明说：“国债担保，除关余外，尚有盐税及交通收入，果切实安顿，何难弥补？”粤政府这种保存国体的尊严和国民的颜面，力争主权，大快人心的壮举，商人即或吃点几亏，也应该赞助才是，况乎象孙先生那样体恤周到，商人并没有吃亏在哪里呢？商人此电，未免太不知大义了。

　　善哉：中华新报之言曰：

　　“夫此事之意义无他，简言之，等于否认中国有主权政府。其在粤示威固抹杀南政府之意旨，而北京地位，亦在抹杀之列。换言之，乃各国借口实行条约，直接在中国各省行动之第一步也。”

　　各国此种干涉之方法，能施行至何种范围，吾不知之。然可断言者，今后各国对于各省之特种紧要问题，在其力量所及之范围以内，其认为必要时必继续行之是也。将来最易受干涉者，必为长江警备问题，尤以下游为甚。其次则各铁路之保护。且中国自动的护路失败，则各国之共同护路案，必仍复活无疑。此外若内外债之管理问题，苟长此以往，各国亦必有直接干与之日也。是以简言之，所谓共管之说，各国乃采用不言而行之政策，盖并不提案交涉，为一般之求，乃随时遇其认为必要时，而局部实行之。其于中国之号称政府者，苟能周旋条约，履行义务，则政府之；其不能时，则抹杀之。其于各省也，不问其属南属北，要之同等应付之。苟有人可以指挥其省，则问其人：否则直接问其省。而中国之统系如何，法理如何，不愿问也。国民舆论如何，亦不求知也。而其所行之事，不出于要求权利之形式，乃迳自造例而迳自是认之。今日之事，其发端也。”

　　善哉！商报之言曰：

　　“常人理解，易为当前之事实所做，而忽视真正是非之所在。譬如中国关税。因有担保外债之关系。故各省军阀，对于他种国家收入，任意截用，不留余沥，而于关税，独不染指，即西南各省。明揭反对北京之旗帜者。亦复让出此物，避而不提。此种事态，冠冕言之，为尊崇国信，露骨言之，为畏惧外力。今日以前，孙氏之不敢干涉关税者，为欲在国际感情上预留地步，以博取异日之承认也。今则列强政策，左袒北京，日明日著，无论罪人鄙夫，只要一入北京，外国使臣，便认为中国主权所寄，而晓然号于众曰，吾为进行交涉之便利，故认为事实上之政府，若合法非法，自中国内部之事，外国人不暇问也。然实际上外国人何尝能绝对中立，何尝能超于利害观念以外而有所抉择，何尝凭是非为指针以决定对华政策。盖今日之中国，实军阀与一部分之有身家的军阀顺民，以及外国人间交相利用以构成之一种变态而已。故撤去物蔽，裸露言之，孙中山之控制广东税关，实毫不足以劳外国军舰之光顾，亦毫不足以引起商家的抗议。何者，内外债基，不止海关一种，盐税截留，何省蔑有。外国人除斯斯文文提几个警告以外，有其他办法乎？交通收入，亦为整债基金之一种。然如京汉收入，曹吴平分。一提数十万，尽入军人囊袋。体面商人与执有债票者，亦尝有一声呼吁，发一声抗议乎？故外国人之不肯放过关税，以海关在外人掌握中，不独外债赖此担保，而此后税权隶属，亦有关系，所以派出炮舰，以英国为独多。严厉请问，不胜愤激乃利害关系是非关系也，商家倚客卿菅财为护符，以放心投资于内债，初不料尚有岭表棲迟之一垂暮老翁，目中不知外国人之尊严，而断然截关税为己用。于是呼吁之书，不能不向‘畏如蛇蝎’者递送，是商界之可怜，而非商界之可鄙也。是故孙中山自命为护法兴师，是否得国民多数之同意，与其在粤所遗之祸患如何，其政策之错误如何，姑置勿论，但此干涉关税一举，则至多亦不过与截留盐税，提用路款，为一种便宜之措置而并非特别可恶之罪案，则吾侪所愿提醒于一般外人与商界者。且弥觉此老之想到便做，勇于尝试，为有一种浪漫可爱之意味也。至于外舰集中广州后，是否将开炮攻击孙中山之大本营，犹为饶有兴味之问题。盖北京外交团，为绝对不欲与孙中山直接交涉，而竭力避去以任何形式与之接触者故税关问题之抗议，既议定而未发，仅训令广州领事交涉之，然至于最后，则其庄严的炮舰，不能不降尊纡贵。向‘叛逆的’广东而开驶，以行直接的谈判。为问明达之外交团，外人目中既然只认有一个中国，只认北京配与外国交接，则无论客气的交涉，非客气的交涉，奈何不向北京提出之？又奈何不责令北京制止孙中山之行动，或弥补此项关税之短收，而必自动的向广州说话乎？国际争执至不能解决时，戎衣相见，本为恒见之事，不足为异。若一方认其国家尚有事实的政府，交谊并未中断，而一方则派出兵舰，预备与其国中之部分的势力决胜负，较雌雄。此乃国际史上罕有之怪例也。孙中山之言曰，‘予之兵力决不敌四国联合舰队，但因此而得与外国接战之机会，虽败也，犹认为一种之光荣，’呜呼，是何其言之雋永而有味欤。”

　　商报又曰：

　　“就最近所得消息，知所谓广州外舰武装登陆占领海关云云，实系传讹。外舰在粤似尚未有何举动，而尚在相持中，若孙中山蔑视外人之抗议，则所谓断然处置，又将随之而起。中国在一年以来所处地位之险恶，几难以言语形容，而身当其境者，又往往熟视无睹。人类通性。在事前常担过量之恐慌，而临事又易为可怪之忽视。二十年以前，瓜分之说满国中，皇皇焉不可终日。今则括糠及米，不独主权日耗曰亡，即国家形式，亦且渐归乌有。十年以前唯恐因亡路以亡国，而今则居然亡路。十年以前唯恐为埃及之续，而今则已沦为埃及。从前唯恐酿成共管，而今则渐已实现共管。然而国民之酣嬉如故，不关心如故。”

　　“勘乱之始，必有二义，武力讨伐，则必需款。否则亦必剥夺被勘讨者所处之便利，使愈少愈弱，而后可期勘乱之业之成功。今若讨乱之师，欲控制就地收入，则外兵临城，而叛国之徒，则享有国际的借债之权，与国家的收入，吴佩孚尽可截留盐税提用路款以练兵，而云南等省之关税，则必须资寇以粮。优绌显分，乱何能讨，国何能安？即谓解决纠纷，别有其道，不必专赖武力；然北方武人方凭其外国承认之一点声威，居高临下，自命中国之主权者。则情感如何能平？差别如何能泯？骄盈乖戾如何而战。一切方案又如何能进行有效乎？吾非谓救国之业，须请求外人干涉，讨贼勘乱须假借外人助力也。但外国人之乌烟瘴气的头脑，不可不警觉之。至少亦须使外国人明白目前所处之困难地位，乃自食其向来‘唯北京’政策之赐。而中国现状之必须彻底革命一番，乃中外共同之利也。”

　　“最后愚尚欲有所言，以告于貌为中庸之中立的国人者，孙中山之成败功罪姑勿论，然其目中固一日不忘国家。譬如西南关余问题，抗议至今者数载，然艰危搘拄，终不忍控制关税以酿国际之责言至仿国家之体面，必不得已而出此，犹且留一星期之犹豫，而复声明外债担保部分仍照缴出，仅截用其余额。彼固与自命中国主权者处敌对之地位，而尚珍护中国之国际地位如此。而今之高踞北京城者乃提用津浦路款以为尝赍厮养之资。彼路款者，独非有关外债担保而可引起外国干涉者乎？彼自命见彼过人，谓北京南方于吾民无所择者，曷亦平思之矣。”

　　眼光如豆的国人，读了这两家报纸的正论尚亦爽然自秋矣。

　　总而言之：粤政府收回海关之举，关系中国的主权问题。如列强稍存一点道义，稍讲一点文明，不取过分的手段，使粤政府成功，固是中国自主之福；设不幸列强不顾法理，不顾舆论，断然而有野蛮的举动，使粤政府失改，却是中国灭亡之祸。此事之胜败，关系于中国主权之存亡。所以凡为国民的对于此事应一致起来为粤政府援助。设若不然，或是漠不关心，或是认贼作父，恐怕这种直接干涉内政的端一开，国人从此以后都没有葬身之地呢。

　　署名：中夏

　　（原载《新建设》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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