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30年(4)

1930年(4)

　　10月18日，没等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就与贺龙返峰口，率红二军团从石首、监利一带渡过长江。六军进攻并占领华容，大获全胜。

　　10月19日，在调弦，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第一个报告，继续向中央汇报了红二军团问题。

　　同日，发出了给长江局并转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明红二军团各级部队，大量缺乏政治委员，请求中央关注并调配，以至于向中央直接点名要人。

　　10月22日，占领南县、华容，歼敌新十一师及南（县）、华（容）县团防千余人，取得南征初战胜利。

　　10月下旬，和贺龙同志研究，考虑到南县、常德间河流湖泊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运动，乃决定以第十六师经黄山头直逼津市，红二军团主力首先夺取公安，而后经澧县攻常德。

　　10月30日，和贺龙率红二军占领公安县城，第十七师攻克公安县的藕池，并在闸口歼敌李宗鉴部新七旅一部，击毙敌团长两人，旅参谋长一人，营长一人。

　　进入10月，邓中夏一直在寻找适合于红二军团的战略方针，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略思想是一定的，但是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在这里河流湖泊纵横是个大忌讳。面对军事经济优势的敌军，不利于我弱势的大部队运动作战，极易被困入极其危险的困境，尤其不利于我加入中央全局性的战斗。他和贺龙首先统一了一个原则，“作战切记在河流湖泊纵横地域进行，不利于大部队的随机应变”。这也促使了邓中夏下定决心，一定要寻找一个更加适合于红二军团作战的根据地区域。

　　11月1日，在国内，和贺龙率红二军团主力自公安继续向澧县推进，在三汊河歼敌陈运蘖团一个营。

　　11月4日至9日，和贺龙率红二军及十七师直逼澧县城下，将县城包围。经黄山头向津市推进的十六师协同第四师第十团亦于白洋堤与敌军激战，将敌陈运蘖军击溃，乘胜占领津市。

　　11月8日至10日间，前委曾经讨论过军事行动，意识到现在的行动未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提出要退出当前的战斗，以巩固新开辟的公、松、枝、宜、石、华数县为基础的新的根据地。

　　11月9日至11月10日，敌安乡军来援，与我军在夹河相持两昼夜。

　　11月11日，敌援兵各路逼近，红军腹背受敌十分不利，与贺龙研究决定取石门县，准备在石门县建立临时后方，作为向常德进攻的基地。

　　11月13日，率二军团攻占石门。随后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先后建立了石门县和蘑岗隘、泥沙、子良坪、太平街、南圻坪等区苏维埃政权，并组织石门县游击大队，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

　　11月下旬，敌进犯。率军团主力迎击。

　　11月21日，在夹山市击溃敌十一师。

　　同日，中央发出了给长江局并转中夏同志并转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再次强调指出，当前“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对于革命总是主要危险”。肯定了中夏来湘鄂西工作的成绩和对红二军团和湘鄂西苏区形势的调查，中央特别指出：要特别注重在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中发展党员；要派最得力最有威信的党员去作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仍然强调“要配合一、三集团军在湘赣的作战”，“主力必须用于扰乱武长路，与威迫武汉的中心任务上，同时向常德、长沙方向游击”，“以牵制敌人进攻一、三集团军的阵地。”的指示。又说：“苏区扩大十余县已经是不够了”，“必须向西天门、汉川、沙洋发展；向南津澧、石门扩大”“将松滋、枝江、宜都、长阳、五峰完全占领起来，一直打通施鹤与上下川东，这是你们最可靠的后方；向北发展要与鄂北打通……”

　　中央对湘鄂西群众武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注：见193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及党的任务、红军战略、苏维埃大会、土地农民、经济财政等问题给长江局转中夏同志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

　　11月22日，由邓中夏起草的“六大决议案”，经特委扩大会议湘鄂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并修改，由特委上报中央。

　　11月23日，敌三路进攻我军，在临澧县的余市桥歼敌李国钧旅一部，趁势占领临澧县城，粉碎敌人进攻。

　　11月26日，率二军团主力撤至临澧县北的合口与第十七师会合。召开前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贺龙曾经提出将部队经公安、藕池撤回洪湖苏区，准备迎击敌围攻的建议。由于有中央的新的指示（注：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及党的任务、红军战略、苏维埃大会、土地农民、经济财政等问题给长江局转中夏同志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1日）和邓中夏要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考虑，贺龙同志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11月，慧馨回到了上海。被中央分配在为中央服务的，备用的最机密最隐蔽的无线电台工作。电台的负责人是乐少华。

　　12月1日，邓中夏与贺龙率二军团再次进逼津市、澧县。

　　12月2日，由47、50两个团进攻津市，到津市街口，军队溃败下来。入夜，另一路44、51团从白洋淀进攻，也退了回来。夜里11时，46团、警卫团前来增援，占领津市。但我军损失也大，牺牲团长一人，军参谋长一人，战士四五百人。

　　12月8日晚，侦探在澧城南岸发现敌人增援，至少两个师，已经从合口渡江。敌援军第十九师李觉部和湘西军阀陈渠珍部也赶到。

　　12月9日晨三时，命令退却，并决定将伤病员运往后方，以便安置。

　　12月10日，得知敌已在洪湖根据地周围集结，监利、潜江、华容相继失陷，与贺龙商量后即令红二军攻打公安，准备由公安返洪湖以粉碎敌人的围攻。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在训令中，中央把邓中夏在红二军团和湘鄂西工作中总结的好经验以及教训，推广到全体红军，这些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有：（注：见《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年12月10日）

　　1.当红军在任何退却时，必须留下有经验的干部人才，在敌后组织游击战，并给予相当数目的武装。

　　2.强调了关于中农政策的重要性：

　　侵犯中农利益，把他看为地主的附合者，以及不提拔他们参加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等，都存在着极大的危险，会使革命受到莫大的损失。“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农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以致使一部分农民拿起武器，起来反对我们，帮助国民党的军队枪杀我们的工作人员等。”

　　3.关于土地政策：

　　“在分配土地时，这三种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加以非常地注意。不允许分配城市工人家属的土地。红军战斗员及其家庭，均应与贫农、雇农一律得到土地，过去在分配土地方面，对红军战斗员的忽视甚而不分给土地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事。”

　　4.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政治委员工作太忙，无力顾及党的许多工作。建议在政治委员下，设立“党的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和建设。这项建议，为形成我军的决定“政治部”机构，提供了借鉴。

　　这是三中全会中央，对于邓中夏来到红军后，在制止立三路线的工作，在红二军团的工作和苏区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12月12日，召开前委会，以松滋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决战。实时，十六师驻梅溪河，十七师驻刘家场。

　　12月14日，召开前委会讨论军事行动，调回红二军，令红六军向松滋等地进攻，以防敌人乘虚袭击。十六师至官桥，十七师为后援。

　　12月17日，在我军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敌人突然袭来。战斗越来越激烈，组织了数次突破，不见效果。当晚下令撤退。红二军全无损失，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

　　17日的战斗失败，作为政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连续的战斗，政委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在疲劳中，二、六两军的团结又出现了裂痕。已经寻找到了严重缺点，没有及时地纠正。2.12日的前委会议上，提出选择“阵地战”的决定是错误的，⑴在根本没有摸清敌人在哪里，敌人的底细如何，先选择阵地战，先入为主，忘记了知己知彼，不实事求是。⑵这个“阵地战”的主意是政委出的，也说明了政委缺乏真实战斗经验。3.部队没有带好，警戒和侦察没有布置，连大量伤病员还没有安顿好，战斗就开始了。说明敌人走在前面了。

　　12月18日，晚，命手枪队掩护总指挥部向刘家场转移，并令各部队撤退。撤退中，六军48、51团各一部，包括六军军长段德昌和二军12团少数人，合计枪支1000左右，因被隔断与主力失掉联系，返回了洪湖苏区。

　　12月19日晨，军部撤退到刘家场。

　　同日，前委决定，二军团转战湘西，一方面开辟五鹤革命根据地，一面得到养息。

　　12月24日，六军之一部与十七师一部，46、47及48团之一小部到达刘家场。在刘家场集合部队后，经石门的子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向鹤峰转移。

　　12月27日，与贺龙率军团指挥部抵鹤峰走马坪时，接到湘鄂边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得知，被四川军阀刘湘逼迫出川的杨森部属张轩伙同川东的土著武装甘占元等3000余人、2000余枪，自称是“共产军”，集结在鹤峰附近招摇撞骗，作恶多端。和贺龙研究后，设鸿门宴全数缴械。

　　12月29日，在走马坪，收编了3000多名川军。

　　同日，为了加强苏区内党的领导和红军军事干部的统一力量，中夏任命，周逸群为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政治委员，原红六军军长段德昌为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命令战斗中被冲散后，回到洪湖的原红二军团的战斗人员，就地集结，编入联县政府赤卫队。另任命汤慕禹接任红六军军长。

　　同时，还告诫周和段，在洪湖苏区的赤卫队，不益结成大部队。要防止河、湖对部队的拖累。后来赤卫队发展得很快，达四千人，改称新六军。依照指示，及时分成两股在苏区内战斗的红军，在襄河两边迂回。相互支援与敌周旋。

　　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李立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同时会议指名批评瞿秋白在反对立三路线问题上的“调和主义”。这是共产国际要发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革命”的正式实施的信号，也就说“李立三路线已经倒台了，那么，和他们一样，搞‘调和’的三中全会中央也要下台！只是我们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国际已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了。还跟在后面尽心的作检讨、检查。”

　　已经认为准备好了清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共产国际，于1931年1月，派遣了大批人马杀向中国的上海，直捣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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