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30年(3)

1930年(3)

　　9月28日，当中夏召集前委开会，讨论红二军团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时，已是午夜，中央派慕汝鸣赶到，传达了中央给二军团的口头命令。“停止行动，等待（中央）命令！”

　　同日深夜，中央第二道口头命令到达。中央命令“二军团向南、向北或者向西，对敌人展开进攻，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的兵力，向南可向武长线进攻，可佯攻长沙，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当夜，侦察人员报告，武长线敌人已有戒备。于是决定先向北打沔阳占仙桃。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关于任命汤慕禹为六军军长一事，大家认为段德昌就职不到数日，又变动不好，最后根据贺龙提议，任命汤慕禹同志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孙得清改任二军军长（贺龙专任总指挥）。

　　此后，红二军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完全是围绕着这个以大量牵制敌军兵力的战略而进行着。就是说，三中全会最初带有“左”倾的军事计划，在红二军团还没有真正执行时，就已经被中央命令停止了，并制定了新的计划。

　　同日，中央向各红军发出了三中全会后制定的各种文件。

　　9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再次改变军事行动计划，决定首先攻下新堤（今洪湖县城）及收复沔阳，而后再看形势，如果无须立时渡江，或移师西向进攻沙市。

　　9月末，在朱河时开始发疟疾，发高烧，一天三次。

　　9月（至1931年3月）任中共湘鄂西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

　　10月初，当得知新堤敌人防御坚固，邓中夏、贺龙等研究改变军事计划，准备移师北上先攻沔阳县的仙桃，再打天门县的岳口。

　　10月5日，部队分兵两路向仙桃前进。

　　同日，苏区唯一河口白螺矶被陷，红军后方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游击队，夺回了失地。

　　10月6日，二军收复沔阳县城，继而在张家场歼敌两个连，乘胜占领里仁口；六军经尤拔攻占大据，进抵彭家场。

　　10月6日，在战火中，给中央写了报告，指出：

　　一、关于红二军团

　　A.红二军团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B.红二军团存在的核心问题
　　C.汇报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苏区的人事变动

　　二、指出苏区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通过了政治、土地、联县政府、经济、军事和党组织五项决议（将组织和军事决议案合并）

　　四、正确对待柳克明等同志，虽然曾经是立三路线的极力推行者，但是，仍然是个好同志，仍然留在军中，得以重用

　　10月7日，两军会攻仙桃，歼守敌一部，缴枪200余支，残敌退守至襄河北岸，占领仙桃。

　　10月7日晚，在仙桃参加数百工人大会，成立总工会。

　　同日，召开前委会议，由于地方组织太薄弱，红军攻下地域百余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且再北上，敌情复杂，后方失去联系为军事所忌。

　　10月8日，午，召集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决定过河，无奈，所有船只都被敌人拉到对岸。向北，打沔阳，占仙桃。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解决了北极会的问题，战斗中红军死10余人，伤20余人，敌人死伤七八十人，截获枪支200余只，俘虏200余人。

　　9月底至10月8日的北征战斗中，除了红二军团他还随军带领着地方干部和军队两千余人，在实战中，实地的教育他们，如何对待敌人的官兵、白区的群众；如何对待俘虏？促使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政策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入夜，中夏观察地形，突然领悟，“部队已经进入北有汉水（襄水），对面可见汉川、汉阳动向，东及东南有长江，极其危险的楔形地段。如敌之一部，插入我身后南路，整个军队将陷入敌人和两江包围的险境！且现在的红二军团与武汉的距离，比立三路线打武汉时的距离还要近得多！”当即命令，停止前进，移师南征。

　　当夜，根据前委会议决定，率二军团离仙桃，向峰口撤退。敌两团援军赶到，尾随追击至彭家场，幸我早有准备，被我六军反攻而击溃追敌。战略上避免一次冒进的险境。

　　10月9日晚，率二军团安全退返峰口（今洪湖县属）。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在此休整一周。

　　同日，与贺龙参加了在峰口召开的特委会议，特委会议上传达了9月28日中央交通员口头传达的战略意图。“决定向南进击，即可巩固和扩大苏区，又可大造声势，以牵制敌军，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会议还“决定由石首过江，进攻南（县）、华（容）、安（乡）、公（安）、澧（县）、常（德）等县，造成湘鄂西更大赤色区域”的作战计划。

　　10月15日，与贺龙骑马由峰口赶到监利县城，出席在监利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同日，在监利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10月16日，在监利召开了湘鄂西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800余人，开会六天。向全联县人民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并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

　　10月16日至21日，在监利县城召开了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的第一天，邓中夏作了政治报告，把9月24日特委和前委联席会议上通过的，由邓中夏起草的六项党的决议案，融会到苏维埃政府立法工作中，通过了“政治任务”、“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苏维埃政府决议，制定了“土地革命”、“保护工农”等法令。并将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这些决议和法令虽在个别问题上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如政治任务），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不仅明确抵制了“左”倾政策，而且还纠正了过去土地工作中的错误，规定“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对待富农问题上，会议认为，现阶段只应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半地主性”，规定“没收富农所余出佃的一部分土地”，对中农，除一般规定“不动中农的土地”外，还将中农分为“富裕的中农”和“非富裕的中农”，富裕中农不能与富农“同等看待”。而在分配土地有余时，“可分一部分给非富裕中农”。

　　会后，特委整顿和健全了县、区、乡各级政权组织，制定了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批地方干部，发动农民斗豪绅、批湖霸、废旧债、烧田契，分配土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把封建地主权力打得落花流水，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大好的形势下，湘鄂西从原先洪湖苏区七八个分散的县苏维埃政权、湘西苏区从原先的几个分散的县苏维埃政权，扩大到几个大块苏维埃苏区，以至后来发展到管辖三十余县的红色苏维埃苏区；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先后建立了鄂西人民银行，统一货币，开办了一些服务于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制盐厂；兴办了学校、医院；出版了宣传刊物。总之，湘鄂西苏区有了全面地发展。（注：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姜之铮、张广立：《周逸群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日晚，参加堤灯会，与监利城郊万余群众一起，庆祝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0月17日，会议继续进行，邓中夏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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