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3年(2)

1923年(2)

　　3月初，党中央调邓中夏到上海大学工作，邓中夏由北京迁到了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随之迁到了上海。工作虽然是调离了，但是，书记部的书记职务还没有解职，他仍然还在总结工人运动的工作经验，并发表文章。

　　4月，中夏同志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评议员。

　　4月23日，于右任到学校以后，改“东南高师”为“上海大学”，于右任为校长。特聘邓安石君（邓中夏因幕王安石发奋图强的精神，故改此名）为总务长。

　　当时，“上海大学”设“文学”和“美术”两科。“文科”分国学和英文两组，“美术”科分图音和图工两组，并设普通科。教职员大部分仍为“东南高师”原班人马，另请叶楚伧为教务长，邵力子、陈德征、朱枕新等为教授。这时候的“上海大学”，仍属初创，校务还远没有走上轨道。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培养革命干部，决定参加接办这所学校。党中央认为，邓中夏同志适合做这项工作。

　　为了使“上海大学”切实符合党的要求，真正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最高学府，邓中夏一到学校，就根据党的指示，以他特有的魅力，立即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巨大改革工作。在邓中夏的参与下，明确规定了“上海大学”的宗旨上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在这一总的方针指导下，诸如策划学校的扩充，改组学系，调整人事，策划资金，建设校舍等工作，邓中夏不仅是主要策划人之一，而且是领导付诸实施的实际的负责人。在具体改革工作中，首先是改组学科，增加了社会学系，并由邓中夏同志提议聘请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而后又聘请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蒋光赤、任弼时等，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聘请沈雁冰、郑振铎、田汉等人为中国文学系教授。瞿秋白当时刚从苏联考察回来不久，主张“上海大学”应该具有时代性和革命性，以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责任。瞿秋白在文章中拟定了教学计划和课程项目。邓中夏同志在改组学系中，所以首先增加社会学系，也正是为了“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责任”，他是立意把“上大”办得在社会学系方面有特色的学校的。

　　4月23日，“上海大学”在四马路同兴楼开教员会议。决定：（一）由张溥泉、于右任筹办于宗园建筑新校舍事宜。（二）由邓安石、陈得征、洪禹仇三先生，办理扩充后章程事宜。（三）下学期起添设俄国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史学系，以便分别造就国家应用人才。

　　4月27日，召开了追悼列宁大会，同时追悼黄花岗72烈士。到会共14个团体5万余人。主席侯绍裘报告宗旨。恽代英、沈选千、侯绍裘、陈念慈、张仓留、邓安石演说。

　　4月30日，邓中夏被聘为“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因为他的行政工作忙，授课时间不多。自编讲义。

　　5月4日上海大学创办图书室，请总务长邓安石君讲演《图书馆与自动教育》。

　　6月12日至20日，以仲海为名，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和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大会批评了党内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代表大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大会作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现在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是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邓同志（指邓中夏同志）在唐山和科乌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

　　陈独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把这场思想上、政治上的右倾，推升到了党的路线斗争的层面上来了。

　　确实，邓中夏在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时说过：对于陈独秀要利用军阀的“保护劳工”的欺骗手段，邓中夏曾经批评说：“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必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企图继续延续他的右倾路线。（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邓中夏总结说：“‘二七’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右倾的取消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现今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到整个陈独秀主义，而只就其与职工运动有关者略略提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间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断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这样，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上便是取消职工运动。不仅取消职工运动，他当时还主张取消共产党呢！他当时公开的说：‘混蛋的中国，便有混蛋的无产阶级。混蛋的无产阶级便有混蛋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该早成了几年，所以弄成一个三不像的共产党’真的，陈独秀此种观点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于是另一中央委员就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即是要劳动运动也只能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量齐观，而共同的隶属于国民运动之下，做国民运动之一部分。’在这种取消主义的观点之下，无疑的中国职工运动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页）

　　邓中夏对此进行了严厉地回击。说：陈独秀这种叛卖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曾受着抵抗的。比如邓中夏当时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报上，就曾经作文章批评过这种观点，在党报上面而且是指出这位“家长”陈独秀的名字公开批评的。（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518页）

　　邓中夏回击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到1923年12月15日，邓中夏在我党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论工人运动》，批评陈独秀说：“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活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并且严厉地批评说：“这不只是保守，乃是锁灭。”文章“指名”陈独秀说：“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啊！……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陈独秀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他自己和张国焘的批评确也说到了根上，但不痛不痒没有涉及到实质。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邓中夏进行了批评，邓中夏却对于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初期，共产党人所走过来的道路的事实、唐山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二七”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思想上，做了认真的总结。

　　邓中夏总结说：“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1924年5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页）

　　中国共产党的开创和初建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工人阶级队伍和发动工人阶级起来斗争。邓中夏承担了这个重担。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冲锋在前宁死不屈的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绩说明，这个时期，他在思想上、理论和实践上，无愧是我党的开路先锋。

　　6月24日，和“上海大学”同事及一位工程师，到宋教仁公园测量地形，准备在这里建筑新校舍。

　　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任命邓中夏为主任（至1925年1月）。并由他负责组织并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