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3年

1923年(1)

　　1月，就在北方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紧张忙碌中，中央决议调邓中夏入教育界，（注：见1961年5月《罗章龙谈话记录》及1961年12月《回忆邓中夏同志之二》，未刊稿），同时，调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北方铁路总工会成立的领导工作。

　　2月7日，邓中夏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邓中夏明确地提出，政权就是军阀手里的军队、警察、兵工厂、监狱…要联合农民来打倒军阀夺取政权，并建设自己的政权才有可能。文章说：“我们何以受这等的压迫，受人不能受的压迫？乃是因为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有的是军队、警察、兵工厂、监狱，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工人们除了两只手两条腿能够做苦工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才受他们这样的任意蹂躏，任意压迫。这就是因为国家的政权为军阀们独占了，我们没有一点政权的缘故。”现在我们“都要起来打到军阀……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那时候军阀倒了，人民有政权，真正共和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全国工友们联合起来呵，打倒军阀。”

　　2月，邓中夏终于从对统治阶级假民主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

　　斗争中需要借用统治阶级的假民主，通过集会、演说、记者招待会、议员招待会、请愿和游行示威等，来启发、教育来组织、锻炼工人阶级的队伍。邓中夏承认，这种“依赖”是“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页）但，“二七”惨案的事实教育了邓中夏。5月，在第一次劳动大会上，他高高的举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旗帜；7月，他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请愿书”的声势和规模相当的大。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9月在《劳动界招待议员会的讲话》他再次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劳动万岁！”的口号。10月末，唐山五矿斗争的惨败。尤其是1923年2月“二七”罢工的惨败，“二七”惨案的发生……事实惨痛的教育了邓中夏，他逐渐地从对统治阶级的假民主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这个逐渐而坚定地转变，体现在他1922年10月10日发表的《我的一个提议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法”》及1922年12月发表的《我们反对劳工司》。面对反动的北京政府，他高呼“该杀的奴才！我们须要反对你们到底！”；1923年的1月31日，他发表了《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面对北京学生界，轰轰烈烈的反对彭允彝和保留蔡元培的斗争，他点出了运动的实质：在现在的政府下，打到了一个彭允彝，还会出来张允彝或者王允彝。最根本的办法是“否认国会！”三篇文章体现了邓中夏从对统治阶级假民主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从此，议员招待会、群众的请愿运动就再也没有组织过。新的斗争方式将在邓中夏对“二七”惨败的经验总结过程中呼之欲出！（注：见1923年3月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

　　2月，在党内，在如何组织工人运动的原则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日渐明显化。在组织工人运动的道路问题上，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和上海的共产主义组织走的是两条道路。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走的虽然是实干中摸着石头过河，还不够成熟，不够完整，还需要不断地摸索前进、总结提高，再总结再提高。但另一条却是完全错误的路。

　　邓中夏在总结最初在搞工人运动时，就尖锐地指出：“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这张。”（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在工人运动道路的问题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邓中夏的领导下，指导思想和所走的道路是：

　　1.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虽然没有西方工业国家那么多，但是他们所遭受国内外压迫却更加惨重。他们的反抗力已经体现出来了。组织起来战斗力就强。他们缺少的是，还没有建立组织和进行斗争的觉悟。

　　2.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要去帮助提高工人阶级觉悟。这种帮助的进行过程是：

　　⑴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要）与工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⑵不断地宣传、教育、组织工人。

　　⑶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不断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⑷“我们（包括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逐渐地共同组织成革命的主力军。（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1925，第10页邓中夏写的给中共一大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报告》）

　　3.他们的经验证明，培养、教育、锻炼并在斗争中选择工人自己的领袖人物非常重要而且艰难。工作也在进行中。

　　4.在理论上，他们认准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实践上，他们在北京逐渐地组织起来了，并且不断地壮大着工人阶级组织队伍。这个队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共同组织成的革命主力军，能够熔在一起，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并已经在和反动势力进行着斗争。只有这样的主力军，才能和雇主们进行战斗，以致最后战胜敌人。这些共同地组成了新的革命的理论。

　　这个组织工人阶级的队伍理论的中心是：

　　⑴真心的相信，工人是革命的主力军；
　　⑵工人阶级的觉悟，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忠实地去启发、教育、组织；
　　⑶觉悟的工人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一起组织成革命的主力军。
　　⑷理论的核心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说，要宣传，但也必须去做，去实行。纸上谈兵是干不出革命的。

　　在邓中夏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北方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地组织、成长起来了，并且越来越壮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上海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陈独秀的领导下，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他们没有深入地参加“谁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辩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工人阶级有力量。尤其是拥有牢固这种思想的领导人陈独秀。

　　2.他们只相信知识分子的力量。要组织工人阶级的队伍，只能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坐在办公室里，靠写文章去宣传、去鼓动工人，不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他们也不知道工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没有和工人们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要求和行动。他们不是真的“忠实于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

　　3.只凭一个中学还没有毕业的热血爱国青年李启汉，在来上海后，近半年的时间里，利用邓中夏传授给李启汉的革命思想、理论和接触工人的体会，模仿着体验着，深入到工人当中去做工人运动。最初，上海的工人运动还有些起色。但是，由于上海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这种思想的基础，当1922年，李启汉一被捕，上海的工人运动就几乎完全瘫痪了。

　　4.从建党开始到1923年，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没有组织起由觉悟了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队伍。因此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没有实际的战斗力。

　　当时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它的领导人就是党中央的书记陈独秀。思想上不相信工人阶级，理论上不联系实际。这就埋下了我们党的第一次右倾路线斗争的隐患。

　　为了保证陈独秀的路线，到“二七”大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页）

　　说到我们党的第一次右倾路线思潮，邓中夏还总结说：“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通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邓中夏并不认为李守常同志和陈独秀犯了同样的思想和行动上的错误，因为正是李守常同志最先认识到，革命的知识分子必然要走向与庶民的结合，成为庶民的一员。正是在他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包括邓中夏）才走向了工农。李守常同志是想更加充分地利用统治阶级假民主，来启发、教育，来组织、锻炼工人阶级。后来党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3月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邓中夏认真地总结了“二七”罢工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

　　1.邓中夏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了加强党的建设重要性，对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提出了新的认识，并努力实行着。

　　邓中夏沉痛地说：“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当时确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最大错误是党的关门主义，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进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介绍个工会会员入党常郑重要经过数月的考察。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须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459页）

　　“后来，‘二七’失败后，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遗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9页）

　　“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512页）

　　说到“二七”大罢工的教训，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个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

　　2.根据中国的情况，在总结“二七”惨案的教训中，邓中夏重新分析了中国各个阶级的阶级力量、战斗力、对于革命的忠诚和领导革命的能力。由此而大大地扩大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革命的对策、方针、路线和道路，探寻和继续实践着中国革命的基础理论。

　　他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发表了《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方针》；

　　他特别坚定特别慎重地研究了中国的农民，他于1923年10 月31日发表了《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和《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

　　他兴致勃勃地深刻地研究了中国各种军队中的士兵，发表了《论兵士运动》、《中国兵士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国海军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

　　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它们和革命的关系。他还发表了《革命动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

　　3.在经过上面的论述，他得出了工人阶级要抓革命领导权的结论，这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上，做出了新的突破，他说：

　　⑴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要靠取得革命的领导权，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⑵农民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要靠和工人阶级的团结，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
　　⑶士兵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要靠和工人阶级的团结，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
　　⑷在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和分析中，指出，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要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因为资产阶级存在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当它感到革命不利于它本阶级的时候，它会叛变革命的。这个结论，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上，再次做出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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