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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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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自从希特拉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智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加特·考尔维茨（Kate Kollwitz）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是被逐出国家学院了；作家如吉希（Kisch），路德维希·雷恩（Ludwich Renn），勃莱赫特（Brecht），和平主义者如莱卜曼·区尔比德（Lebman Kuerbild），封·奥西次基（Von Ossietzky）等等，都被投入牢狱了；艺术家如莱因哈特（Reinhardt）是逃亡了；连世界的大学者爱因斯坦，也免不掉家里被查抄，存款被没收。劳动者和犹太人的虐杀，那更是天天有的家常便饭。在德国，人们已回复到野蛮时期了。我们能相信这是歌德，海纳，华格纳，贝多芬的家乡吗？ 得到昂德列·纪德（André Gide）的参加，法国A. E. A. R.（革命文艺家协会）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会，而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 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虽然去年有说纪德曾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谣言，其实，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发表他的第一部名著《安德列·华尔特的手记》（Cahiersd'Andre' Walter）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再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在晚间八点钟，当我到大东方堂去的时候，不但演讲堂中人已经挤满，甚至加代路上也站满了等机会挤进去的人群了。幸而找到了 A.E.A.R.的秘书伐扬·古久列（Vaillant-Couturier），我才得排开了群众，在会场上占到了一个席位。 在不断的拍掌欢呼声中，纪德站起来了。他在群众中发言，这是第一次。现在我试将他用洪亮而稍稍有点颤动的声音所说出来的话，迻译在下面： 我很荣幸置身于诸君之间，而表示我对于我有许多朋友在其间的这作家和艺术家之群的同情，他们比一切都使我更感到关切。 我只是一个发言人，无论如何我是没有主持者的资格的。我很愿意在说了几句话之后，离开了这个讲坛，而混入听众之中去。 一个极大的共同的痛苦，那由德国最近的悲剧的事件所惹起的痛苦，使我们聚集在此地。这有些人崇拜的国家主义者的重握政权，由于恐怖，由于竞争和抬价拍卖的需要，有撞到一个可怕的冲突上去的危险。这个冲突，有些人却期望着；或者他们不公然地期望着，但他们的行动却弄得使这个冲突成为不可免的事。把我们聚集在此地的，我相信是一种的信念，这信念便是只有一种高于国家的利害的利害，一种不同的民族所共有着的，使这些民族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对立起来的利害。社会争斗在各地都是同样的，而那些被派出去交战的民众（他们是不完全了解那交战的理由的，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他们当然不会赞同的）他们各自都有着他们已渐渐明白起来的那同样的深切的利害关系。丧身在欧洲大战期中的兵士是受了欺骗了。人们使他们坚信他们是“以战争对付战争”，而用了这个我们早就应该纠正的荒谬的口号，人们叫他们牺牲生命。如果他们能预见到现在欧洲所生的危境，那么谁能说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会去作这种英雄性的牺牲呢？如果他们能够复活的话，那么谁能说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现在还会答应去做这种牺牲呢？不，同志们，我们知道“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唯一的态度，那便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向帝国主义宣战；因为一切的帝国主义是必然地产生战争的。 诸君是都被牛津的勇敢的大学生们底非常的动议所感动了。曼彻斯特的大学生的动议不久也应之而起。这些大学生之中，或许还有一大部分保持着这个幻梦：只要不参与其间，抵抗是可以消极性的。我承认，这也是我长久的幻梦。咳，这样的一种抵抗，是有立刻被扫除了的危险的。但是，要采取另一种抵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要使这个抵抗有效——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大的联合：一个在你们之间的密切的联合和各国的全部劳动阶级的联合。 使我们聚集在此地的，是德国民众的重要的一部分（正就是我们能够希望并应该希望互通声气的一部分）受到了钳制禁塞的这件很严重的事。虽则希特拉党加以极大的压制，他们是总不能被消灭掉的：但是人们却削除了他们的声音。人们削除了他们的发言权，甚至削除了他们的发言的可能：他们已没有了申诉的权利，而他们的抗议也被遏住了。 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是也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社会的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主张说那些没有说过话的人们（受压迫的个人或民众，种族或社会阶级）是无话可说，实在是荒谬之谈。他们曾经受过强力的压制，被人弄得呆木了，以致连他们的声诉也是格格不吐的了。那占着发言权的统治者们，主张保留着这个特权。他们把它保留了长久。而现在，当他们有被夺去了这种特权的危险的时候，他们便格外说得高，说得响了。人类的历史是一切当初被羁囚的人们底迟缓而苦痛的向光明前进的历史。虽则是暂时地迟缓了一点，但是这向解放的进行，总还是不可免的，而且任何帝国主义也都没有阻止它的能力的。 我们现在对于德国的受压迫的一部分有什么办法呢？那些比我更胜任的人们当然将对诸君把那办法说明的，我很高兴让他们来说。 事情是在乎和德国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事情第一在乎在我们之间联合起来。我想一切将发言的人们都感到这一点吧；我希望他们格外关心于那使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公共的国际的利害，而去开了一切可以引起内讧的动机。 纪德的发言结束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讲坛而混到听众中去，他坐下来；现在，他喝着水，吸着烟，望着四周的群众，微笑着，呼吸着窒热的空气，听着其他的人发言了。 继续着他发言的，是贝留思（Berlioz），《巴黎的郊外》（Faubourgs de Paris）的作者达比特（Eugêne Dabit），昂多纳（A. P. Antoine），医士达尔沙士（Dalsace），画家奥上方（Ozenfant），《欧罗巴》月刊主编葛诺（Guehenno），茹尔丹（Francis Jourdain），勒加希（Bernard Lecache），超自然主义诗人爱吕阿（Eluard），《王道》（La voie royale）作者马尔罗（Malraux），维拉（Willard），华龙教授（Wallon），他们都用热烈的，透彻的话攻击德国法西斯谛的残暴，并指示出必然的出路。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由一个隐名的德国作者向法国文艺界致谢之后，伐扬·古久列便把这天的集会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不是向德国民族宣战，却是向全部资本主义制度宣战。” 由纪德宣读了议决案（其实纪德只念了一半，因为嗓子不好，由伐扬继续念完的），听众一致附议后，这场热烈的集会才告了结束。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是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三月二十三日，巴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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